范进中举故事梗概,谁知道《范进中举》的故事情节?
范进原先是一个穷书生范进中举故事梗概,遭到了街坊四邻以及自己老丈人胡屠户的讥笑嘲讽。为了考取功名不惜让自己的妻子母亲饿着肚子,终于,在范进的努力下考到了举人,让大家刮目相看,但是因为不相信这个令人兴奋得消息。范进竟然神经错乱疯了起来,最终被胡屠户一巴掌打醒,恢复正常。后来大家包括自己的老丈人对范进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讥笑嘲讽到奉承恭维。说明了当时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迫害。拓展资料《范进中举》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节选自《儒林外史》。该作品通过描写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一事,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刻画了他为科举考试喜极而疯的形象,用岳丈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极其鲜明的肢体动作和言语表情,以及中举后邻居对他的前呼后拥和乡绅赠屋的等事例重点刻画出了一个趋炎附势热衷仕途,好官名利禄且世态炎凉的可耻的社会风气,对当时社会及其阴暗的特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范进中举,是喜剧还是悲剧?
范进中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贾行家老师在《贾行家说儒林外史》里有精彩分析。
对于古代文人来说,首当其冲的外部环境就是科举考试。《儒林外史》这部书就算你没看过,《范进中举》这个片段也不会不知道,它入选过语文课本嘛。一个谁都瞧不起的老书生,突然发迹中举,以至于精神失常,被他当屠夫的老丈人一个嘴巴给治好了。
很多人把这一幕当成喜剧来看,我看到的却是满目悲凉。
我在得到还有一门课程《说聊斋》,一提科举,《聊斋》的作者蒲松龄就情绪失控,认定其中私弊丛生,他有篇《素秋》讲到:乡试黑暗到连成精的书虫子都考不中。于是,他对书生的拯救,就是给他们安排一个无所不能的美丽狐精。
对比起来,比蒲松龄稍微晚一点的吴敬梓,给无权无势的老书生范进安排一个中举的情节,却更加让我看到了文人处境的无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科举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侵蚀了文人全部的生活和梦想。即便是范进这样的幸运儿,也早就是行尸走肉了。
咱们先打头说起:范进为什么能中举?
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叫周进的人。周进在第二回出场,是小说的实际开篇人物。他这个“进”和范进是一个“进”。为什么我要提示你这个‘进’字呢?吴敬梓既是暗示结构上一个引出一个地进入故事,也和“进学中举”的全书主题有关。
故事的开始时间是明代成化末年,15世纪下半叶,为什么选这时候?因为在成化二十三年,八股正式成了明代科举的固定文体,这是一次重要的制度改造。吴敬梓选这个时代,是要从源头上审视科举。
我先按下故事不表,和你简单说说科举。
今天,我们可以从很多维度来分析它。算历史的“大账”,科举是高明的制度设计,建立了各阶层之间流通的渠道,保证了儒家文化精英持续输送到中央;它还是皇权和士人阶层的合作基础,很好地平衡了社会的稳固性和活力——古代社会的结构是稳固的,但不能是僵化的,僵化就会腐烂。
历朝历代的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常常发生变革,但从公元589年隋文帝创立科举,到1905年清代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1300多年里,中国用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基本不变,恐怕也设计不出更好的了。
有一种说法:科举是全世界书面考试的源头。欧洲大学的早期考试是口头答辩形式。在16世纪,开始有西方国家关注中国的科举,仿照建立了自己的文官制度。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就说过: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从古代中国学来的。今天,全世界的考试还是以书面为主,恐怕也是不容易找出更适合的方式。
书面考试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低成本、好控制的公平。人的机会公平,考试的内容公平,更重要的是程序公平。
许纪霖老师在《中国文化30讲》里说:科举是一种“形式合理,实质不合理的机制”。我理解,这个“不合理”是进入到机制层面,也就是实际操作和效果上看的现实状态。对这个判断来说,明代成化年间是关键点。从八股取士开始,实质上的不合理更突出了。
范进中举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更近距离的观察角度。我们发现,科举的实质性不合理,恰恰又是因为过度追求形式上的公平。此话怎讲?我们来说故事:
周进是个贫苦木讷的老书生,六十多岁了还没考上秀才,其实他的八股文写得还不错。在应酬时,秀才可以戴标志着功名的方巾,而他只能戴旧毡帽,还要被捉弄和挖苦。
因为他呆头呆脑,最后连教书的饭碗也丢了,只好给经商的姐夫记账,去省城跑买卖。省城有考举人的贡院,那就是周进心里的圣殿,他央求姐夫带他去参观。
进贡院门的这一路,从龙门到一排排的号房,周进脚下走的就是秀才进场考试的路,看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他只觉得眼睛里一酸,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了过去。众人把他救醒过来,他又接着放声大哭,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一路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
这里我插一句。小说有个基本的作用,就是唤起读者的同理心。如果你看到这一段描写的凄凉处境,应该也会放下批判态度,只觉得凄惨和同情。和周进同去的客商们也是,大伙仗义地凑了二百两银子,给他买了一个考试资格。高兴得周进趴在地上给他们磕了几个头。
到考试这天,周进来到当初痛哭的地方,不觉喜出望外。说起来,这人也真是够简单的,正常人该觉感慨和悲凉,而他在不断受挫之后,情感已经变得单一麻木,因为他心里只有科举,不再有其他东西。
原文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周进的七篇文字,做得花团锦簇一般。”这七篇都是八股,从“四书”里出三道,从“五经”里出四道。结果周进真中了举,随后又在京城中了进士。三年后,他被任命为广东学道,主管一省的院试,也就是录取秀才的考试。
其实当时学道很少会亲自看试卷,大多雇师爷来看,因为也看不过来。
钱穆分析过:用八股文考试,不是蓄意地推行愚民政策,正当用人之际,这么干不合逻辑。选用八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考试的人数太多,需要一种更直观、更好把握的标准,否则评卷偏差太大。你看,这也算是为了保障公平而作出的一项改革,这属于程序公平。
而且,周进还有维护公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小说里说:“他心里想到,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友,屈了真才。”
这时候,范进出场了。只见他“花白胡须,面黄肌瘦”,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童生,活脱脱又一个周进。
小说里有个道具很妙:周进当年戴的是旧毡帽,范进更惨,“戴顶破毡帽”,大冬天里,还穿着破了窟窿的单衣,冻得瑟瑟发抖。这里写周进和范进相遇,却没写周进的心理活动,只用一个细节:周进看了看范进,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红袍金带是何等辉煌。
于是周进记住了和他同病相怜的范进,拿他的卷子反复细看,初看觉得文理不通,心想“都说得是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气得丢在一边不看了。因为半天没人交卷,才又拿起来,想着“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遇到这样的主考,范进也真是走运。
读到第三遍,周进叹息说:“这样的文字,连我都是看到第三遍,才晓得是天地间的至文。”把范进点为头名秀才,又勉励他一定要参加乡试考举人。这才让范进有了中举的可能,后面范进能继续高中,也和周进在士大夫间不断宣传推荐有关。
有的学者说,小说里这段描写是表现周进迟钝,连卷子都不会看,好文章应该一眼就看出来。
我不这么想:有些文章的好,真要静下心来反复读;有些初看精彩的,反而越看越油腻。周进愚钝呆板,但作八股是内行。在这场考试里,有个童生请周进考诗词歌赋,就被他狠狠申斥了一番。在他看来,天下只有八股是学问,其他都是无用的杂学。
吴敬梓写小说时,比起展现性格,更重视情节触发的问题。这个场景,就是揭示了科举的运作。
一般认为,科举不能选拔人才,原因在于考场徇私舞弊,考官态度不端,不学无术。其实,在明清时代,科举已经做到了当时行政能力之下的尽可能规范。只要稍微正经一点儿的君主,都不敢在这件关乎社稷的大事上马虎。
蒲松龄是对具体操作不信任,但对科举很执着。在《聊斋》里,中举本身是解决矛盾的喜剧情节。而吴敬梓想得更深入一层,他对制度本身都怀疑。他告诉我们,就算用八股标准来加强制度公平,有周进这样愿意负责的人执行,范进的卷子,也要在偶然情况下才会被认真看上几遍。
这还没有完,他接着展示的是:在操作公平、考官公正的背景下,产生的优胜者怎么样呢?这一回的回目叫《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真才自然是指范进。
然而范进是真才吗?范进不但中了举人,而且又在京城考中了进士,几年后,还当上了山东学道。
出发前,周进委托他在山东提拔一个学生。范进出了一个洋相,他查卷子时,有人讲了个苏东坡的笑话,范进接口说:“唉,苏东坡既然文章不好,查不到也罢了,这是周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你可能觉得这是小说夸张的手法,意在丑化范进,一个进士怎么能连苏东坡都不知道?这也是很多评论家的疑问。但以吴敬梓的理性,越离谱的情节,可能越有事实根据。
我们往往以为古代文人精通经史子集,其实,除了少数大儒,普通儒生的无知程度是让人惊讶的。范进没什么情趣和修养,一心八股,真可能不知道苏东坡是谁。
范进和周进一样,人品不坏,老实巴交,但要命的是迂腐昏聩,根本没有负责的能力,然而这俩人当上了学道,成了科举的化身,从此掌握着千万读书人的命运。
在小说里,这“二进”率先出场,是告诉我们:站在那个时代源头、把住科举入口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如此?这会有什么后果?
儒林有个规矩,被哪个主考取中了功名,从此就是他的门生。这是士人拉帮结党的方法,逻辑上也是在模拟宗族关系。这两位只会写八股的老师、太老师,以公正自居,实际上却稀里糊涂地加速了儒林的败坏。后面,他们的学生就会陆续登场,表演这种恶果。
小结在这样的科举制度下,对于文人来说,屡试不中只能说是大概率事件,让范进这样的老书生,遇到公正的考官,凭着所谓的锦绣文章,通过这道窄门,进入儒林,但这个群体的人生,却充满荒诞与绝望,才是文人真正的悲剧所在。
下一讲,我们来说范进中举之后的故事。
讨论留个讨论题:如果让你来设计古代文官考试制度,你觉得核心内容该考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