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禽兽的意思,衣冠禽兽从什么时候变成贬义词？
衣冠禽兽这个成语在今天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穿戴着衣帽的禽兽，指行为卑劣，如同禽兽的人衣冠禽兽的意思。”
其实在古代并非如此。
我们从一些历史绘像和戏曲中发现，古代官员穿的官服上都绣有鸟类和动物图案，这并不是虚构，而是真实的，这种补服在明代发展成熟。明代礼仪规定，文官官服上绣鸟禽类图案，武官官服绣兽类图案，其中一品文官绣绣仙鹤，二品乡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鸳鸯，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而一品和二品武官则绣狮子图案，三品绘虎，四品绘豹，五品绘熊，六品、七品绘彪，八品绘犀牛，九品绘海马。《儒林外史》第三回描写范进中举后，乡绅张静斋来访，他是举人出身，曾做过知县，书中他是这样打扮：“只见那张乡绅下了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圆领，金带、皂靴。”由此可见，纱帽补服是明朝是官员士大夫标配，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时的官员士绅被称为“衣冠禽兽”，这在当时是褒义的。
明代官员服饰
不仅“衣冠禽兽”受人尊重，就连穿长衫、戴方巾也是读书人专利，其他人没有这个资格，这在当时叫“衣冠中人”。同样是《儒林外史》一书，其中第22回有这样一段描写，开妓院“乌龟”的王义安穿着长袍、戴着方巾与人吃饭，被两个秀才遇见，一把扯掉他的方巾、长衫，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嘴巴，打的王义安皮青脸肿，叩头如捣蒜，最后只有拿出银子送给秀才求饶，这才作罢。这个故事说明当时的衣着打扮是有严格规定的，衣冠禽兽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
%20%20%20明代中晚期后，官员士绅贪污成风，无恶不作，为害乡里，老百姓恨之入骨，“衣冠禽兽”于是逐渐变成贬义词。浙江绍兴一带有个文人叫陈汝元，写过一本传奇《金莲记》，其中有这样一句：“人人骂我做衣冠禽兽，个个识我是文物穿窬。”其中“禽兽”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穿窬”（chuān%20yú%20）则是凿穿、爬越墙壁偷盗的意思。很显然，这都不是什么好话，可见此时“衣冠禽兽”已经成为贬义。陈汝元生卒年不考，大约生活在明末万历年间，其人工文字，擅作曲，其《金莲记·构衅》现在仍为昆曲舞台经常上演的曲目之一。据说，这是目前可见的衣冠禽兽用作贬义的最早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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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20也就是说，大约在明代晚期，衣冠禽兽一词由褒变贬，并沿用至今。
郭沫若何以骂鲁迅“衣冠禽兽”？
要论才气，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郭沫若不说第一，绝对前三甲，集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作家、剧作家、评论家各类桂冠于一身，虽然有些是官家送的，但大多名至所归，他的甲骨文研究、浪漫主义新诗和充满激情的回忆录，皆是无可否认的传世之作，尽管立场和人品多有非议，他还是顺利当选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鲁迅先生最爱怼人，骂他流氓也承认他是一个才子。
1928年8月10日的《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骂鲁迅的文章。作者杜荃，杜荃是郭沫若的笔名。在这篇文章里，郭沫若给鲁迅扣了三顶帽子：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不得志的法西斯。
他（指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很多人认为郭沫若骂鲁迅是文人相轻，未免有点简单化，一个人的秉性通常与他的家庭与生长环境有关。郭沫若出身于四川乐山沙湾小镇。这个地方以盛产土匪出名，当地人也多少沾染了一点匪气，郭沫若后来也多次自称“我这个天生的流氓痞棍”。他家世代经商，父亲是一个贩卖鸦片的生意人。这一遗传基因使得郭沫若一生都带商贾气，有冒险赌博的胆魄，有畏惧权力的怯弱，更有投机取巧的机敏，所以最终混得很溜。
他的文学天分，继承于书香门第出身的母亲。郭的外公乃二甲进士，在云贵做知州也就是市长。不料在苗民暴动中全家殉节，唯独郭的母亲杜遨贞，当时只有一岁，被好心的奶妈抱着逃回四川。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将聪明的资质遗传给了郭沫若.
郭沫若从小喜欢新鲜事物，好做翻案文章。天生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与鲁迅一样，公派日本留学，学的是医，更感兴趣的却是文，于是与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团体创造社。颇具领导才干的郭沫若成为了这个小圈子的领袖。
五四是一个思想狂飙的时代，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令人眼花撩人。创造社青年晚了一步，等到他们想崭露头角时，天下大势格局已定，思想是《新青年》独领风骚，文艺是文学研究会的天下。创造社的一帮年轻人，有气华又心高气傲，有着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气势，郭沫若就认为举目神州，“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
创造社一成立，就陷入各种骂战中，可以说谁有名就骂谁，从1927年始，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青年们，就曾集中火力攻击鲁迅长达三年之久，原因有三个：
一、创造社要挤进文坛，吸引眼球，从打擂台开始，先将台上的人干下来，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野心勃勃的创造社众人与胡适、茅盾以及后来的新月派打了几场大笔战，作为自己出道的成人礼。这跟今天蹭热度博眼球有点相像。
鲁迅出生于官宦世家，鲁迅的绍兴老宅有五进，红楼梦里荣国府也只五进，可见祖上之“阔”，虽然因为父亲生病去世而家道中落，但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比起一般人，生活还是优越得多，鲁迅先生1911年第一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立刻引起轰动，时年只有三十岁。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被大总统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鲁迅开始是行政五级的佥事，到1916年初被提到行政三级的佥事，做到了荐任官的最高级别。
在郭沫若等创造社年轻人的眼里，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门当官的鲁迅先生就是官僚文人的代表，名气又大，自然是他们要推倒的目标。
二、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既有破坏的热情，更有创造的激情。他们总是将世界分为黑白分明的两端，旧世界是黑暗的、堕落的，必须毫不怜悯地全盘打碎；新世界是光明的、向善的，值得毫无保留地张臂拥抱。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有三个著名的浪漫主义团体，创造社、太阳社和新月社。新月社是贵族式的浪漫，以徐志摩为代表；太阳社、创造社是平民式的浪漫：愤恨上层贵族精神，愤恨社会的不公平，愤恨自己的怀才不遇。
鲁迅先生跟他们的思想不一样，鲁迅说不存在革命文学，只存在革命家文学，革命是抛头颅撒热血的事，哪儿有空来搞文学，等到革命家们成了功，所谓革命文学者，要么是书生的痴想，要么马屁精的阿谀奉承，“等到陶渊明写悠然见南山”的时候，也许已经有了些许醉意了，何况他也未必拿锄头。
鲁迅后来又说，文艺和政治总是说不到一起去的，文艺家总是敏感，大众还在忍耐的时候，文艺家已经起来大闹了，这自然为政治家所不许，所以无非是迫害，流放，甚至杀头，等到大众终于觉悟，起来革命时，才发现文艺家所说的不错，将文艺家尊为先贤，但等到革命完成，革命者成了政治家，则不多时文艺家又不满了，又出来说话，这反倒是革命者~~
很显然，鲁迅先生的思想深刻得多，但是并未得到创造社成员的认同。
三、郭沫若与鲁迅自己的个人原因
鲁迅和朱安的婚事是封建传统中父母所包办的。鲁迅母亲看中了朱家家境不错，朱安个性好，恪守封建妇道，遵从三从四德的“美德”。而朱家则是因为朱安年纪太大（朱安订婚时已23岁，当时已属于“大龄剩女”），随即折中选择了周家这样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家庭。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不断要求朱家给朱安放脚，并安排她去学堂读书。传统的朱家自是不肯，于是婚事一拖再拖。这一拖便是四年，1906年，鲁迅母亲无奈之下谎称自己病危，用家书将鲁迅骗回来完婚。
鲁迅大怒与朱安完婚后并未圆房，在婚后第三天便起身回到日本。鲁迅与夫人朱安、许广平女士的感情纠葛尽人皆知。虽然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此，但不管怎样，这对朱安女士非常不公平，即使是鲁迅的亲弟弟周作人，也批评过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这样的情史被郭沫若揪住谩骂，所谓封建余孽大约就是指的这个。
郭沫若虽然拿着留洋官费，却要养活日本妻子和三个孩子。他自负又自卑，傲气与自卑混杂在一起。田汉去看他，他自己一边在灶间手忙脚乱烧菜，一边跟田汉说话，他的日本妻子在给孩子洗澡，自己感觉窘态百出很自卑。
他回国后，徐志摩和胡适去看他，住处窘迫得连胡适都看不下去： 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以其狂叛自居。
郭沫若因《女神》而一夜暴得大名，但主流社会并不因此接纳他：刘半农博士在《语丝》上嘲讽他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比歌德”。虚名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生活总归要归于柴米油盐，郭沫若自视甚高但又怀才不遇脱不了世俗气，因才华而狂妄，因生活窘迫而自卑，因为得不到认同而不满，忿忿不平，老觉得所有人都亏欠他。田汉的舅父易梅园先生对郭沫若有一句入木三分的评价，说他“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
郭沫若骂鲁迅，一是蹭热度，二是恃才傲物，跟鲁迅不是一条路上的人，文人相轻，三是鲁迅批评过革命文学 ，郭沫若个性有点偏激，文坛上若有哪个开罪了他，或看谁不顺眼，郭沫若会以那支无比刻薄、霸气的利笔，携着权力的雷霆万钧之力，将对方横扫，决不手软。他曾像当年对待鲁迅那样，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三位本来还算不上反动的中间知识分子，骂了个狗血喷头。
沈从文先生说郭沫若写诗还行，写小说不行，郭沫若就骂沈丛文是反动文人，朱光潜先生是个美学教授，仅仅因为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就把他跟蓝衣社扯在一起，萧乾批评文坛大佬现象，郭沫若对号入座，以为说的是自己，郭举证他莫须有的“鸦片”与“贡烟”。
瞿秋白先生对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攻击鲁迅有个评价：个人认为很中肯
创造社固然抢先发起革命文学，但随之而来的以工人阶级代表自居，仍是一种顾影自怜的小资情绪。何况他们还没有什么创作实绩，却横暴的以代表身份指责他人不革命，在论战中不仅仅暴露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还剥削和消费他人的自尊心。不但调侃老头子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之后还自认有功的说，鲁迅投降了。
对郭沫若的痛骂，鲁迅先生回了五个字，流氓加才子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第三位于立群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不仅有妻子，还好几个情人。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郭沫若的“革命伴侣”，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郭沫若的早年密友。
郭沫若的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说法，语惊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