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李剑阁: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觉醒
李剑阁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第十一届全
为了探索我国经济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外部条件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发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借助新基建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京东数科研究院于2020年5月30日(周六)下午3:00-6:00,举办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李剑阁带来主题发言“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觉醒”。
李剑阁指出,《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明确我们要继续搞市场化改革。目前,出现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国际环境,加上国内的疫情也造成许多空前的困难,中央发这个文件,就有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来突围的战略意图。要突围,必须千军万马,让民间活力充分迸发。现在最关键的是通过保护产权,使企业家既有“恒产”又有“恒心”;要建立“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让企业家充分体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总的来说,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两个“意见”所传达的重要信息,聚精会神抓经济,全心全意推改革。
以下为发言全文:
李剑阁:今天大家聚焦于刚刚结束的两会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发言都非常好,对下一步经济发展做了展望。作为会议的点评和总结,我想讲三点。
第一点,我想特别强调一件大家刚才没提到但又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两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这40多年里,每十年逢双的党的代表大会的三中全会,会制定一个纲领性文件指导未来十年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说,改革纲领性文件的出现频率是每十年一个。譬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制定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回顾过去40多年,这四个纲领性文件都非常重要,指导了我国改革开放在全过程。根据我的记忆,四十多年来,在两次全会之间的十年里,从来没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颁发过全面重申改革开放重要性和具体要求的纲领性文件。这次《意见》的颁发,在过去40多年中是第一次。
为什么中央突然在这个时候发了这么一份重要文件?我个人认为有着非常不同寻常的意义。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了原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我党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但这几年,对改革的理解在少数人中似乎有点微妙变化。前段时间,反思计划经济的失误和缺陷、认为不能走计划经济回头路的文章或者言论成为敏感话题,而在有些媒体不能发表,甚至在有些大学里也从课堂上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颁发这么一个文件,我觉得非常重要。
在我看来,那些少数人对我们讲的“四个自信”有片面的理解。这些人认为,既然我们在这四个领域都自信了,说明已经尽善尽美了,还有什么好改的?这种认识不利于我们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我们要全面理解“四个自信”。我们的自信当中有一个根本性的要素,就是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不仅有很强的刚性和韧性,还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自我完善的弹性和能力。能够不断自我完善才是我们的优越性和自信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稳。改革开放这面旗帜之所以伟大,在于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觉醒,一次伟大转折,一次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40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雄辩地证明,只有改革开放这次伟大觉醒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
两会期间,大家都很关注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很自然的。我觉得,大家还应该认真理解习总书记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的讲话。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过改革实践,我们认识到,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要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止于至善的过程。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意见》是5月11日颁发的。此前,4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还颁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这样的频率、这样的力度强调“市场化改革”前所未见。
我们应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意见》,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为什么前段时间,特别是疫情当中举国体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后,有些人是否觉得市场经济改革就不重要了,计划经济的老路是不是还可以试着再走一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发这么一个文件是很有深意的。它给大家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明确我们要继续搞市场化改革。
在这次抗击疫情当中,我们的举国体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最高效的方式很快控制了疫情蔓延和扩散。这种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独特优越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越性。在这个过程中,习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各级党委、各级政府一线组织,国有企业、公立医院、民营企业、私立医院、民间团体,以及无数不畏风险、不计名利的个人志愿者都发挥了各自的主观能动性。
这种统一领导,全民动员,完全可以称之为举国体制。但如果把举国体制归结为是“计划经济”,这样的总结就总结歪了。别忘了这次我们举国体制之所以能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因为40多年市场化改革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形成了无所不包、巨细无遗的国有和民营的市场主体,我们才有可能在全国几乎“人人居家”的情况下,基本生活没有受到严重影响,能够比较顺利地度过疫情早期的困局。如果把这次疫情中举国体制发挥的作用,说成是计划经济的的存在理由,而无视40多年改革开放的决定性意义,那就会把人们引入歧途。所以,我个人认为两会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连发两个《意见》这么重要的文件,具有非常现实的针对性和导向性,我们应该认真领会,高度重视。
第二点,以改革开放凝聚人心,共克时艰。这里,我借用一位老同志记述改革开放初期经历和感受的书的书名:《突围》。行动突围的前提是思想破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激起思想解放热潮在神州大地涌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我完全同意刚才几位学者的分析。目前,出现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几乎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现在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环境最困难的时期。加上国内的疫情也造成许多空前的各种困难。这是不能忽视也不能否定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发这个文件,就有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来突围的战略意图。
关于中美关系,去年就初露端倪,疫情只是给美国一个激化矛盾的借口。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是美国两党和朝野的共识。我们对明年美国的大选和可能出现的政党轮替,不要抱有幻想,必须充分估计今后可能出现的任何困难情景。特朗普说过,如果他能够连任,对华会更加强硬。而拜登现在在竞选中就批评特朗普对中国太友好。因此,如果拜登上台,也不可能比特朗普好。我们不要寄希望于美国大选,而要把中美关系作为一个长期问题认真对待。
我也同意刚才专家提出的,我们既然要对外开放,那么为什么不能对内也更加开放?“负面清单”,对外对内实行一个标准。
我想起改革开放初期,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写过一本十分畅销的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发行一千万册,是我们这一代人改革开放的启蒙书。书中有这么一句话:既然对外开放,可以让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为什么不能对国内的民营经济开放那些领域?同样,现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条件放宽了,对民营经济是否也要同样放宽?
其实,这次《意见》讲得十分清楚。“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市场、政策、法治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激发活力和创造力。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
要突围,仅仅依靠国有企业是不够的,必须千军万马,让民间活力充分迸发。这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我认为也是中央发出这个文件的重要考虑。
在“两会”期间,习近平强调:“民营企业是在中国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一开始确实是一片荒芜,但从夹缝中成长起来了。这也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筚路蓝缕开出的一条路。”
今天,民营企业发展到如此之规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如此之贡献,那是非常了不起的。现在最关键的是通过保护产权,使企业家既有“恒产”又有“恒心”。要建立“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把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让他们充分体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一些具体政策执行上,不要盲目翻旧账,使创业者有安全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秉承“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的理念,坦然正视困难、积极克服困难,勇于闯关夺隘、爬坡过坎,一点一点攻坚破冰,一年一 年发展壮大,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第三点,关于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我同意刚才一位专家分析的,如果中国被全面脱钩、封锁,那么我们最大困境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制造大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了相当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非常发达的基础设施,中国实现小康的目标是有把握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或者真的出现脱钩,那么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持续的科技创新。所以,我同意这位专家强调的教育体制改革的特殊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这次深化体制改革的《意见》没有特别涉及这个领域。我在过去五年曾经兼任了中外合作大学的校长。对这个问题有一点点体会。中央批准设立中外合作大学,本来是想在点上搞一些试验,对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做一些探索。但是,我发现这个试点难以屏蔽外部的干扰,难以走出一条新路。全国有九所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中外合作试点大学,办得十分艰难。有的办得不错,有的效果怎样就很难说。
看来教育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更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不是内行,没有太多发言权。但我同意这位专家提出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挑战非常严峻。
刚才其他专家还讨论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如何确定新老基建的规模和结构、数字金融、中小企业生存之道等问题。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点评和总结了。
总的来说,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两个“意见”所传达的重要信息,聚精会神抓经济,全心全意推改革。进一步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健全改革的正向激励体系,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具有改革创新意识、勇于改革、善谋改革的干部推到领导岗位。巩固党风廉政建设成果,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机制,正确把握干部在改革创新中出现失误错误的性质和影响,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期待我国改革开放能够打开新的局面。
(李剑阁,现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从业资历深厚,三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