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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一下“文言合一”与“五四”白话文之间的关系?
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型,是历史性的变革,也是政治与时代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语言工具的更迭。这种历史性的重要变革无疑需要漫长的时间,它并不仅仅是将口语书面化与书面语口语化的转换,更代表着文学的语言形式有着跨越了历史与时间的深刻变革。无疑,”文言合一”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理论,但无可否认的,是”文言合一”本身所存在的不现实性。”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是新时代新文学的重要开端,更是对文言文到”文言合一”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的纠正。或许我们又可以说,文言合一是推动文言文到白话文转型的重要理论工具。
一、 白话文的步履维艰以文言文为主要形式的书面语同白话文之间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文言文作为官方的正规性的书面语,成为了部分文人写作创作的主要工具,但却逃不开受众小,难以传达其意的弊端,从而造成阶级间的分化愈演愈烈。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在文言文独尊的漫长历史中,白话文的也不断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统治者们为了避免文言文难以跨越阶级的屏障而传达其意的弊端,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其他阶级的统治,不断地探求种种方式来缓和文言文与口语之间固有的矛盾所带来的阶级之间的隔阂。这种探索最早可追溯到洪仁玕时期,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后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黄遵宪提出了”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喊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同时,各种文人开始创作通俗易懂的文章,梁启超开创”新文体”,虽还是文言,但就其通俗性而言已经向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
二、”文言合一”的政治谎言提倡”文言合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作为一种目标和口号,事实上并不存在着现实的文学实践的可能性。此外,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性并不能为”文言合一”提供任何合理性,相反,”文言合一”作为一种文化争论的工具,以看似合理的外衣包裹着其政治谎言的实质,终究逃不过成为一种工具与手段的命运。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斗士们出于”开启民智”的考虑,完全忽略了文学语言的”文学性”,把文学书写等同于口语表达,并将文学创作与政治演说划等号,进而取消了白话文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文学性”,使得白话运动最终走向失败。文言归类于文学语言,白话文应用于日常语言的运用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破除。此后,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斗士们开始强调文学的启蒙意义,似乎也是晚清时期的旧事重提。这种绝对的”文言合一”非但没有证实了其自身的合理性,反而真正地成为反对文言而建立白话文学的手段。
因此,”文言合一”的观念无论是有意而为之还是无意而为,其难以实现的不合理性都证明了其作为一种政治谎言般的存在,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语言乌托邦。无论是晚清,还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文言合一”都被证明成为一个政治谎言般的存在,它不可或缺,却也不无荒谬。
三、”五四”白话文的实绩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五四运动的理论思潮与文学实践,赋予了白话文之于文学创作的可能。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白话文的作品上。白话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写作实践。”五四”时期,白话论文在表现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论文,虽在语言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说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这就使得不宜说理的文言文面临着危机。在文学上,散文、小说、诗歌等文体,都开了新生面。小说方面,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发表,诗歌方面,胡适的新诗实验,刘半农,沈伊默的诗歌创作以及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白话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白话文运动,在文学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和白话文时代的开始。我们不能否认”文言合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理论倡导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尽管其作为一种政治谎言与乌托邦化的虚无而存在,但也确实为白话文的诞生与文言文的消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