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泽西事件,陕西历史名人的廉洁故事？

杨震（？—124年）魏泽西事件，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东汉时期名臣，他通晓经籍、博览群书，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他为官正直，不屈权贵，又屡次上疏直言时政之弊。

杨震被举荐入仕后，品行端正、声名清廉，几年内已历经数次升迁，东莱太守是他即将担任的新职务。夜幕降临，昌邑县令王密来到了馆驿，他是杨震在荆州刺史任上举荐的人才。故旧相见，自然格外亲切。一番寒暄过后，王密从随身携带的行囊里，拿出一包东西，递到了杨震面前，里面是沉甸甸的一份厚礼。对此，《后汉书·杨震列传》里这样写道：“怀金十斤以遗震”。得知包裹里放的是一份厚礼，杨震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王密见此急忙解释：“我是趁夜晚时分前来拜访的，这件事情绝不会有人知道。”王密以为，经过这一番解释，杨震自然就会消除顾虑。出乎他的意料，杨震却做出了振聋发聩的一番回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句话让王密羞愧难当，更成为传颂千古的名言。随后，“四知”一词作为颂扬官员高洁品行的代名词被广泛运用。

杨震的儿子杨秉先后出任豫、荆、徐、兖四州刺史，向来“计日受奉，余禄不入私门”。从杨震到儿子杨秉、孙子杨赐、曾孙杨彪，家族四代人一直清白为官，并都位列“三公”高位。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诗赞叹：“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播人天。

三朝元老孙丕扬

孙丕扬(1531～1613年)，字叔孝，陕西富平人。明代“三朝元老”，曾任大理丞、吏部尚书等职，一生任职长达五、六十年，直到81岁拜疏归家。

《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二》记载，孙丕扬嘉靖三十五年考中进士。被提拔为御史。依次巡视京都附近、淮、扬等地，强劲坚决很有风度神采。

隆庆年间被提拔为大理丞，因为曾经弹劾高拱，高拱的门徒给事中程文诬陷并弹劾孙丕扬，孙丕扬被革职等候查办。高拱被罢免，事情水落石出，孙丕扬被起用任原官。

万历元年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察保定各府。他采用严厉手段治理政事，下属官吏都很惴惴不安。巡视关隘，增设御敌的城楼三百多所。衡量其功勋，升任右副都御史。宦官冯保的家在京城附近，张居正嘱咐孙丕扬替冯保修建牌坊，孙丕扬拒不答应。

万历十五年，黄河以北大闹饥荒。孙丕扬的故乡和邻县蒲城、同官的百姓到了采石作为食物的地步。孙丕扬感到哀伤，把数升石头进献给皇帝，趁机对皇帝说：“应该减轻赋税，节省开支，罢除那些额外的收税派捐项目和不紧急的事务，减少官方收益而增加百姓的收益，来保护百姓性命。”皇帝被他的话感动，很多赋税被减轻或罢除了。

担任刑部尚书，请敕令全国的巡抚巡按官，让监司巡视州县，审查囚徒，按察使则审查省会的囚徒。流刑和徒刑以下的，由抚按官送交朝廷，罪轻的人马上遣送，罪重的人仍然听候刑部裁决，每年如此。神宗答复同意。他逐条陈述了减少刑罚和三十二件事。皇帝称好，下优诏褒奖，从此刑狱大为减少。有宫中小内臣杀了人，逃避到皇宫。孙丕扬上奏要求逮捕，最终判其发配边关之罪。

改任左都御史，他陈述三条台规，请求专管印玺、重视巡查、长期巡城，这被确定为法令。他又称:“乡里百姓的疾苦只有郡邑官员才能解决，郡邑的吏治只有抚按监司才能清正。请求订立条文颁布全国，奖励清廉，抑制贪赃，共同遵循官箴。”神宗都下优诏答复可行。

万历二十二年，他担任吏部尚书。孙丕扬刚直不屈，众官不敢用私事来求他，只担心宫中太监来拜访。于是他创立抽签法，大选，急选，都听凭选人自己抽签，请托属意之事无法施行，一时间选人盛赞他无私。万历二十三年冬，神宗因为军政事务，贬责了两京三十多名言官。孙丕扬还在休假，就与九卿极力劝谏，神宗没接纳。又上奏劝谏，神宗更加愤怒，把他们全都除名。当初，皇帝虽然因为孙丕扬一向有声望而任用了他，但对他并不很信任。孙丕扬认为自己以白首之躯回朝视事，不举荐贤才无以报效国家。推举隐居的贤人像吕坤等人，皇帝内心一向不录用旧臣，全部压下没有批复。孙丕扬虽然年迈，神宗看重他老练清廉，对他眷念更深。他在家居住两年后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谥号恭介。

只留清气满乾坤

王鼎(1768～1842年)，字定九，号省崖，陕西蒲城县人。曾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户、吏、工、刑等部侍朗、户部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曾改革河务、盐政、平反冤狱，颇有政绩。他为官一生，正直清廉，爱国爱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投降派，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

　王鼎幼年家贫，刻苦读书，为人谦恭，清操绝俗，不受人请托，亦不请托于人。他赴京应试时，同乡王杰已位居大学士，意欲提携他，他却有意回避。他办事公正廉明，不徇私情，在户部十多年，库、账钱物出入数字清楚，熟知下情，属员不能欺。主管刑部时间较长，曾出巡9省，查办了三十多起重大案件，无隐情，受吏民称颂。他两次主考浙江乡试，4次主持顺天乡试，3次主持全国会试，以才取士，公正无私。道光十年，他赴江淮查办盐务，“就旧章大加厘剔，使射利者无可借端，欠课者无可借口”。他根据实际情况，果断提出改革办法，建议朝廷撤消两淮盐政，改归两江总督兼办，“淮纲自此渐振，鼎之力也”。【注：见《清史稿·王鼎传》。】

　　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黄河在祥符(即今河南开封市)决口，王鼎奉旨前往救灾和治理，任东河河道总督。当时朝廷有一部分人认为水势泛滥，不宜抢修，主张迁移省府，放弃开封。王鼎爱国爱民，不愿让灾区百姓忍受家破人亡之苦，力主动员国库财力，组织民夫抢修河堤，控制洪水。他不顾身家性命之忧，立下“军令状”，声言如不能按期完工，愿受制裁。当时正值爱国名将林则徐受贬赴伊犁途中，王鼎一贯支持林则徐禁烟抗英的爱国行动，对林遭革职和遣戍愤慨不平。他不愿让林则徐身陷边地，远离朝廷，使林则徐能有机会再起，挽救国家危局，便以林熟知水利为由，保荐林协办河工。

　　爱国者志同道合，林则徐随王鼎治河如愿以偿。他俩住宿在工地，躬率吏卒昼夜巡护，督促民工抢救河堤，保全了开封城，六个月完成了全部修复工程，又节省了费用。工程完成后，王鼎立即上奏道光帝，说林则徐襄办河工有功，可以重新起用。但道光帝被投降派所包围，急于与英国媾和，仍命将林则徐发往伊犁。

　　王鼎因治河劳累患病，朝廷以功晋升他为太子太师。但王鼎以保荐林则徐为先，不顾疾病，赶回北京，面见道光帝，慷慨陈辞，坚决反对与英国议和，要求惩办投降派，力保林则徐可用。但道光帝决意向帝国主义屈服，重用投降派，对王鼎的意见不加理睬。这年(道光二十二)四月三十日，王鼎拟就了弹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劝道光帝放弃议和的遗疏，闭门自缢，为国捐躯，企图以尸谏来挽救危局。时年75岁。

　　王鼎勤奋好学，兼长书画，仕途50年，清正廉洁，个人生活俭朴，死时“廪无余粟，椸无新衣”，【注：见《清史稿·王鼎传》。】不愧为一位正直清廉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