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坡将军,松坡将军的际遇里,她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松坡将军,但是能给你留下印记的却屈指可数。正所谓在最美的年华遇见,相识又相知,便是最好的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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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他已过而立,响彻军中,气度豪迈,满怀抱负;她冰肌玉滑,棠睡初醒,花信年华,惹人怜爱,二人便如此相遇!
他说她:不信美女终薄命,从来侠女出风尘!她却应答:自古英雄多气概,赶叫时势等变迁。好一个良辰美景的对答,说的二人为之动容,随感相知,他便是蔡鄂,而她就是小凤仙。
注:刘德华饰演的蔡鄂
蔡锷将军在北平曾受袁世凯监视,而此时袁世凯却已违背国民,私底下进行改建帝制的活动。蔡鄂整日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麻痹了袁世凯,却在不经意间,于八大胡同初识红极一时的名妓小凤仙。
袁世凯的拉拢与监视并没有阻挡蔡锷的为国为民之心。在小凤仙的帮助下,蔡锷秘密逃离北平,辗转多地回到云南通电讨袁。在袁世凯于苟延残喘的帝制梦中死去时,蔡锷将军也因重病医治无效去世,实乃惋惜!
蔡锷的离世,小凤仙的悲楚无人能懂,在那个年代,她的确没有薄命,而相知的那个人,却改变了时势!
他是护国元勋,李宗仁对他极为敬重,去世享受国葬待遇
民国时期人才辈出,有位传奇人物被称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梁启超是他的老师,李宗仁对他极为敬重,他与蒋百里、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去世享受国葬待遇,这位牛人就是护国元勋蔡锷。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
蔡锷,原名蔡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出生于湖南宝庆,也就是现在的邵阳市。他出身寒微,幼年在私塾读书,13岁中秀才,15岁入湖南时务学堂,17岁赴日留学。29岁就出任云南都督。1916年11月8日,蔡锷因患咽喉癌,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纵观其一生,他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件是领导了云南反清武装起义,另一件是统领了反袁护国战争。
成才路上的两位恩师蔡锷的父亲早年是个私塾先生,十分重视教育。蔡锷到了读书的年纪,父亲就把他送去读书了。也正是因为父亲,蔡锷的教育才一点都没落下。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几位启蒙老师对他人生起了很大的影响。第一位老师的名字叫樊锥,是蔡锷的老乡,也是当地的名士。他十分爱才,负担了蔡锷的学费书费生活费,并在蔡锷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提供物质支持,包括后来蔡锷东渡日本。
梁启超
另一位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梁启超。在开展维新运动之前,梁启超在湖南办学,学校的名字叫湖南时务学堂。他希望通过教育振兴中华,让学生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新式工厂的工作,甚至出洋留学,培养更多的维新人才。同时,梁启超也希望能够为自己的革命队伍多寻找一些帮手,他看上了蔡锷的才华。蔡锷是在学堂创办的第二年考进来的,当时他在2000名考生当中位列第三。不过,在这个学堂里,像他这么有才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得到老师很高的关注。不过蔡锷很聪明,他想了个办法,就是在文章上下功夫,与梁启超多接触。他的学术思想很快引起梁启超的注意,梁启超与他讨论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刻。起初大多是国学中的治世之道,后来就聊到了当朝政治。梁启超给蔡锷指出了清王朝的腐败问题,提醒蔡锷说,想要救国,必须得要改革。从此,这变法的思想在蔡锷的心里埋下了种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蔡锷开始疯狂崇拜起了梁启超。他深为梁启超发表的维新变法的言论所感动,梦想有朝一日能够跟着自己的偶像在一块工作。但好景不长,这段师生情刚刚建立起来没多久,变法就失败了。但蔡锷坚信,梁启超是个真正干大事的人,值得自己去跟随。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蔡锷前往日本,继续去追随自己的老师。
为救国两次赴日求学 1900年6月,自立军在安徽大通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跟随梁启超学习的11个时务学堂学生,从日本千里迢迢赶回国内,想要参加唐才常在汉口领导的起义。但唐才常把蔡锷派到了湖南。几天后,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的11个同学死了8个,这是继谭嗣同被杀、梁启超流亡后,蔡锷经历的第二次大的创痛。
回到日本后,蔡锷的心态跟过去不一样了,他认为中国不缺学者,也不缺宣传家、鼓动家,中国缺少的是优秀的军人。于是,他改名蔡锷,立志要做一名足智多谋的军事领袖。1901年12月,蔡锷进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学习陆军,之后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骑兵。1904年,蔡锷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与步兵科的蒋百里、工兵科的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执教军校时的蔡锷
1904年,22岁的蔡锷从日本军校毕业,因为朝廷编练新军急需人才,蔡锷成了各省督抚争相延揽的对象。蔡锷在广西干了五年,当了若干个军校的校长。李宗仁是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三期毕业生,其实他在第二期就考上了,但在开学报到时迟到了10分钟,蔡锷坚决不要,让他第二年继续考。李宗仁说:“我们对他敬若神明。”
统治云南,彻底改革 1911年初,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蔡锷来到云南,7月就任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在等待任命时,蔡锷编了一本书,就是中国十大兵书的最后一本《曾胡治兵语录》,“论持久战”、“游击战”等词语其实都出自其中。
蔡锷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云南积极响应,发动和领导了昆明新军“重九起义”,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并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督滇期间,蔡锷在维护云南及其周边统一和稳定的同时,领导军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对于推进云南经济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借“名妓”逃出生天蔡锷在云南的成功改革惊动了想要称帝的袁世凯,于是,袁世凯想要将蔡锷争取过来协助自己。他寻着一个由头将蔡锷请到了京城,表面上对他礼遇有加,实际上怕蔡锷在云南拥兵自重,将他调入京城“软禁”。被严密监视的蔡锷并没有慌乱,依旧终日流连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饮酒作诗,对袁世凯做出的一系列举动不闻不问,似乎已经完全沉迷于“温柔乡”,不问政事了。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
粱启超草拟护国讨袁檄文
在这样一副假象下,袁世凯放松了警惕,给了蔡锷逃出生天的机会。当时离开京城路线十分复杂,为了避人耳目,蔡锷辗转到了天津,然后从天津想办法去了日本,又从日本去了上海,取道香港去了越南的河内,最后才返回到他自己的大本营——云南。
再回云南,讨伐袁世凯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1915年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干了他人生第二件大事——起兵讨伐袁世凯。1915年12月,云南正式宣布独立。云南独立后,按商定的计划,蔡锷领第一军攻四川,李烈钧率第二军取两广,唐继尧统第三军留守云南。
1915年,护国军将领在云南昆明的合影。左起任可澄、罗佩金、蔡锷、殷承瓛、李烈钧。
1916年1月,蔡锷率军入川,开始与袁军战斗。这是蔡锷最后一次走上战场,也是他一生中打得最艰苦的一场战争。袁世凯有10万援川大军,而蔡锷亲自带领的第一军只有3130人。从1月到3月,打得很艰苦。朱德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他回忆当时看到蔡锷的情景说:“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蔡锷乘机发起反攻。因为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和奇迹般的胜利,蔡锷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军神”。
战争结束后,蔡锷东渡日本就医。这一去,就永远告别了他的故土。
1916年,蔡锷将军在日本福冈病逝,这是停灵时的留影。
1916年11月8日,蔡锷在日本逝世,年仅34岁。
留下重要军事著作蔡锷将军一生不仅先后领导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军起义,还留下重要的军事著作,如撰写的《军国民篇》和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
《军国民篇》分析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屡挫于列强的败因,认为是国人精神气质的问题,从教育、思想、文学、风俗、体质、武器、音乐、国势等8个方面进行剖析。对于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蔡锷认为,症结在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驯顺退让,不善为战。而当此弱肉强食的世界,不好战至少也须有足够的实力方能自立自足,安处一方。所以,中国人首先必须在精神上抖擞、强健起来,铸造一种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全新的民族精神。
《曾胡治兵语录》共12章,其中3/4的内容论及军队建设。蔡锷认为,法是用以维持军纪的,而要做到官兵同心,还须讲仁爱。蔡锷讲仁爱,实际上是培养将官的一种德行。一个心怀仁德的将军不只爱兵,也会爱民,而这是更重要的。在书中,蔡锷还指出以中国当时的战备力量,还不具备与敌国对攻的实力,一旦有敌来犯,与其苦苦硬撑,不如诱敌深入,利用本国开阔的地形拉长其战线,在持久战和消耗战中伺机歼灭敌人。19世纪末,英国垂涎于南非丰富的矿藏,与当地荷兰后裔布尔人之间爆发“英布战争”。战争后期,布尔人渐渐不支,退出中心城市后分散展开游击战。他们切断铁路交通,抢掠英军给养,并寻机歼灭小股敌军,一度令英军大感头痛。蔡锷说,敌人如果打来,我们就不妨用“波亚战术”与之周旋。后来,毛主席在对付国民党“围剿”和日军入侵时,即借鉴采用此种战术。
近代兵书中,蔡锷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影响是相当大的。该书1917年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1924年蒋介石将它作为黄埔军校的必修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再版。
在蔡锷去世后,举国为之悲痛,孙中山还抱痛撰写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尽管蔡锷遗憾自己不能继续为国家尽忠而不想要厚葬,但北洋政府却“没有满足他这个要求”。
1916年12月5日,上海人民含泪迎接蔡锷灵柩自日本回国。
1917年4月12日,北洋政府为蔡锷在长沙岳麓山举行了国葬。蔡锷也成为了民国被国葬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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