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及其小说《白痴》创作背景
（以下文字节选自臧仲伦《说不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译本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特此说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
他的长篇小说《白痴》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本书情节紧张、曲折、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特别是其中的心理描写,剖析了人的全部复杂性,提出了许多哲学、社会学、美学和伦理学问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诚如高尔基所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感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
与其他作家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超越时空的作家。他的作品既面向当时的俄国现实,又面向西欧,面向全人类,既面向现在,又面向未来,面向永恒。他既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其中包含的哲理,是多义的,不是单义的,是多层次的,不是单层次的,是超越时空的和多维的。正如世界有多复杂,人有多复杂,他的作品也就有多复杂一样,他的作品至今还有许多解不开或没有完全解开的谜。人心是个大秘密,他的作品也是个大秘密,是个无法穷尽其奥秘的浩渺无垠的宇宙。
《白痴》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忠厚、善良的年轻人,身无分文,茕茕孑立,从国外归来,由于命运的安排,突然落在一群不怎么忠厚,不怎么善良的人们的包围中,被卷进生活的漩涡,看到了俄国光怪陆离的众生相。他想以自己为榜样,以自己的忠厚、善良、逆来顺受和宽恕一切来影响乃至改变这个世界,使大家相亲相爱。但是当时的人际关系是如此复杂,他因经受不住接二连三的刺激,疯了,变成了真正的白痴。说得“深”一点,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小说写了两种类型的俄罗斯人——真正的俄罗斯人和欧洲化的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的性格特征是豪放,欧洲人的性格特征是褊狭。俄罗斯人重感情,轻理智,爱走极端。欧洲人重理智,轻感情,不爱走极端。对欧洲人的一言一行,可以用理智去理解;对俄罗斯人则不行,除了理智以外,还必须用自己的心。
《白痴》写于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当时,俄国正处在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既有越来越多的官僚资本,也有弃农经商的地主兼资本家,还有一些新发迹的属于中产阶级的高利贷者和商人。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也大量涌入,逐渐掌握了俄国的经济命脉。
《白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一八六一年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总之,这是一个由封建军事帝国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国家。这是一个巧取豪夺而又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社会。对于广大俄国人民来说,当时的俄国只不过是一座扩大了的“死屋”或者人间地狱罢了。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豺狼当道,逞凶肆虐的时代。列别杰夫曾使用象征的手法解释《新约·启示录》中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他说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会有一颗苦涩星像燃烧着的火把从天上掉下来,掉在“生命的源泉”——三分之一的河流和一切水源之上,于是许多人喝这水就死了,而这颗“苦涩星”,按照他的解释,就是那该诅咒的“遍布欧洲的铁路网”。表面看来,他似乎在反对资本主义文明,反对科学和技术进步。其实不然,他反对的仅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金钱万能和道德沦丧。正如他所说:“仅仅是铁路,还不至于搅浑生命的源泉,而是把这一切加在一起,整个说来是该诅咒的”,“我现在要向你们大家,向所有的无神论者挑战:你们准备用什么来拆救世界,你们究竟给世界找到了一条怎样正当的路?——我倒要请问你们这些搞科学、搞工业、搞各种联合会、领取工资等等的人,用什么?”他认为,资本主义“除了满足个人的私利和物质需要以外,不承认任何道德基础”。他认为,凡是道德基础摇摇欲坠的自称是“人类朋友”的人,不管他如何花言巧语,无非是名“食人生番”罢了。
这社会建立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上。有人发财,就有人受穷;有人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就有人生活无着,冻饰而死;有人志得意满,八面威风,就有人被欺压、被蹂躏、被唾弃。钱,统治着这整个社会。有钱就有一切。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钱能通神。“钱是压成金币的自由”(《死屋手记》);有钱就有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有钱就有地位(《地下室手记》);有钱就有才干,就能使人“叱咤风云”,“鹤立鸡群”(《白痴》);“经济原则高于一切”(《赌徒》),所谓“高于一切”,就是高于人,高于人应有的道德准则;“钱能消灭一切不平等”(《少年》)。钱成了一切人追求的目标,他们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赚钱。这就是当时俄国的社会风尚。这阵风起于西欧,俄国不过步其后尘而已。
俄国和欧洲,俄国道路和欧洲道路,是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根主轴。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主要是层次剖析俄国人和欧洲化的俄国人,那么他的第二个层次,则主要探讨社会发展的俄国道路和欧洲道路。《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谈的是社会发展的欧洲道路。《罪与罚》谈的是社会发展的欧洲道路和俄国道路;欧洲道路使拉斯科利尼科夫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路;俄国道路则使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向新生。《白痴》标举的是社会发展的俄国道路。《群魔》展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欧洲道路,正是欧洲道路使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卡拉马佐夫兄弟》讲的是这两条路的斗争,欧洲道路使伊凡和斯麦尔佳科夫走上就父的道路,俄国道路则使德米特里获得了新生。
什么是俄国道路?什么是欧洲道路?一言以蔽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国道路就是爱;欧洲道路就是权力和金钱。欧洲道路靠的是强权与暴力;俄国道路靠的是忍让、宽恕与和平。欧洲道路要求从别人做起,让他做这做那,如若不听,就排头砍去,即使“砍掉一亿颗脑袋”(《群魔》)也在所不惜;俄国道路提倡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严以律已,宽以待人。
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所谓欧洲道路或者欧洲主义,由四位一体的思想组成,即资产阶级思想、天主教思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至于虚无主义、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汇中,与社会主义是同义语,即社会主义就是虚无主义、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换一种说法,欧洲道路就是主张暴力革命,俄国道路就是主张和平过渡,主张改良。
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唯利是图。
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虚伪。
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崇洋媚外,鄙视自己的祖国。诚如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谈到自由主义时所说:“俄国的自由派其实并不是俄国的自由派,而是非俄国的自由派。”“自由派居然发展到否定俄国本身,也就是敌视和鞭挞自己的母亲。俄国每发生一件不幸和挫折,都会使他欢天喜地,几乎是兴高采烈。他仇恨民间的风俗习惯,仇恨俄国的历史,仇恨一切。”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看法。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由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在宗教上产生天主教思想。他认为,天主教思想就是披上袈裟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天主教徒歪曲了基督教精神,忘掉了上帝,忘掉了人,背叛了基督。
他认为天主教是有钱人的宗教。他们的行动是虚伪的。他们见风使舵,随时俯仰,追求的只是人世的权力和金钱。
现在,我们常常听人说,东正教是保守的宗教,而天主教则是不断革新的宗教,因为它能顺应世界潮流,不断变化。这不正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不无道理吗?基督教的本质是爱人和博爱。天主教则是用火与剑追求权势和金钱。正教,用正教徒的话来说,就是正统的宗教,奉行基督教原始教义的宗教。在东正教的基督圣像上,我们常常看见耶稣基督右手伸出三指,意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左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写着:“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正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天主教的看法上,看到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根本分歧。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由主义是天主教思想转而演变成“社会主义”的中介。自由主义的本质,按照他的看法,就是否定现存社会秩序,反对沙皇俄国,甚至反对俄国本身。他认为,自由主义是外国的应声虫,他们站在外国和本国的强者一边,拾人牙慧,崇尚清谈。
他们爱人民,但是仅仅在理论上。其实,他们爱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对于人民的观念。他们不了解人民,人民不了解他们。就反对现存社会秩序来说,他们与社会主义者相同。但是,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没有行动的社会主义,是幻想中的社会主义,是崇尚清谈的社会主义。须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上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和无神论。对于社会主义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直坚信不疑的。他反对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这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分歧。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四九年五月在受审时所写的供词中曾说:“傅立叶主义是一种和平的体系,这种体系以其优美而令人入迷,以其对人类的博爱而令人神往;傅立叶是在博爱精神的感召下制定自己的体系的,他的体系以其严谨完备而令人叹服。这种体系不是以愤激的攻评去吸引人,而是以其对人类的博爱去鼓舞人。这个体系中没有恨。傅立叶主义不主张政治改革,它主张的是经济改革。它既不想推翻政府,也不想侵害私有财产…………由此可见,在社会改革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他把社会主义称为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源也盖出于此。例如,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在写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所有的虚无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又说,他们认为,“只有彻底清扫才有利于行动”,“因为他们深信,在空地上,他们可以立即建立起天堂”。
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社会主义称为无神论和虚无主义。由此可以看出,他反对社会主义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一、社会主义者企图消灭对基督的信仰。基督或者上帝,在他看来,并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具有超自然智慧的神。他认为,上帝存在于我们心中。“上帝是一个民族在其诞生直至消亡的整个期间综合了全体人民的特征而形成的个人。”他是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最高道德准则的体现。他认为,社会主义者不信仰上帝,就是不信仰、不尊重、不奉行人类千百年来的精神财富——人类的道德规范。二、社会主义者主张暴力革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诉诸武力,反对暴力革命,但是他把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混为一谈,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把一切主张暴力革命的人统称为社会主义者。他说什么虽然社会主义者答应给人民“面包”,但是,他们给人民带来面包的同时,也给人民带来了暴力和奴役。他主张用基督,用爱,用宽怒,人人从自己做起,以求得世界大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和大俄罗斯主义的斯拉夫派。他认为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是“人类美的理想”。基督教精神要靠俄国人来发扬光大,用他的话来说,“世界将通过俄罗斯思想获得伟大的复苏”,俄罗斯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思想,就是“信仰、爱和希望”。信仰,就是信仰一切美好的事物,信仰真善美,信仰上帝;爱,就是爱上帝,爱沙皇,爱一切人,甚至爱自己的仇人和敌人;希望,就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好的明天。俄罗斯思想的第二个内涵就是“克制”、“忍让”。他拥戴俄国沙皇,主张阶级调和,因为“通过剑与血来取得一统天下”是靠不住的,因为“在这种强迫的共产主义中你会变成一个憎恨人类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心是一分为二的。有些人身上常常是善恶并存,人性与兽性并存。他不承认“人之初,性本善”,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善恶之分。但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善战胜恶,还是恶战胜善,应该由每个人自己负责,而不应归咨于社会,归咎于环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说:“有些人的性格天生就是那么美好,仿佛是上帝恩赐的一般,你甚至不敢设想他们有朝一日会变坏。”又说:“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然而人的兽性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的兽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胜过了他的其他特性,这个人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是“一条绝顶聪明的毒蛇”,他在做坏事的时候,也头脑冷静。懂得善与恶的界限,但是他可以同时宣扬两种互相排斥的思想,而又不相信其中的任何一种。正如他谈到自己时所说:“我依然像素来一样可以希望做好事,并从中感到愉快;同时,我又希望干坏事,并且也感到愉快。”他甚至说,从审美的观点看,他看不出“一桩禽兽般的淫乱行径,跟任何一件丰功伟绩,甚至是为人类献身的行动,有什么区别”。
人的善恶是天性,还是环境使然,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争论的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环境对人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善恶是人的天性。在同样的环境下,一个人作何选择,这才是主要的。人属于社会,但并非全部属于社会。
正如《罪与罚》中的拉祖米欣所说:“争论是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开始的……犯罪是对社会制度不正常的抗议。”他接着又说:“他们把一切都归之于‘环境的影响’—此外就再没有别的了!这就是他们爱用的词句!从这里直接得出:如果把社会正常地组织起来,一切犯罪行为就会立刻消失,因为再没有什么可抗议的了,大家转眼之间就都成了正人君子。天性是不被考虑在内的。天性是被排除的,天性是不应该存在的!”
《白痴》中提到好几件谋财害命的凶杀案。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不止一次地嘲笑了“杀人是因为穷”这一荒谬论点:“我看,世界末日当真到啦。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奇谈怪论。”
在作者看来,把人心中的恶诿过于环境和社会,就是替罪犯开脱,解除他良心上和道义上的责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人心中还有一种奇怪现象: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身处社会最底层,除了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感到走投无路、抬不起头来以外,还会产生一种自甘下贱、甘当小丑的倾向,好像自己卑贱、低下得还不够,必须这样来刺激一下自己心头的创伤似的。作者在一八五四年离开颚木斯克囚堡之后,曾给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冯维辛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他的宗教信仰:“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完全宁静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仰,其中的一切于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相信存在于我们之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上帝存在于我们心中,而不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我们心中的上帝,寻找爱。他认为基督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一种道德理想,一种象征。但是,这种理想,这种象征,不仅应从理智上接受,而应是一种全身心的向往。
这种信仰,应当融化在人的血液中,融化在人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甚至可以说,宗教信仰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而是一种无意识的皈依和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说道:“宗教感情的实质既不能归结为任何论述,也不能归结为任何过失和犯罪感,更不能归结为无神论对宗教的种种抵独,这里别有一种不能言传的意蕴,永远别有一种意蕴;无神论的说三道四,永远是隔靴骚痒,似是而非,永远说不到点子上。”
基督教的本质就是一个字——爱。爱上帝,爱他人。真正的宗教感情就应当像那个怀抱婴儿的母亲一样爱人——爱上帝,爱孩子,爱一切有罪无罪的人;爱万物——爱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美能拯救世界”。这话就是在《白痴》里说的。这美不仅指人的容貌美,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灵美。美就是真与善。达到真与善,才有美。而美的集中体现,就是爱与宽恕。东正教的真谛就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