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莉,周凯莉：从皮尔卡丹到维密，时尚中国40年
皮尔·卡丹在1979年初春正式登陆中国，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的简陋T台上，八位法国模特和四位日本模特描摹着黑色的眼线妖娆出场周凯莉。台下则是伸长了脖子的好奇的观众们，他们一律穿着中山装或者军服式样的夹袄。台上和台下之间的连接，是彼时中国对时尚的渴望。
这是第一家将视线投向中国的国际时尚品牌，1978年，在新思潮与旧思维的激烈博弈之后，中国刚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五彩斑斓、款式张扬的时装给久置于军绿色之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冲击。相比于对中国庞大的未启蒙的消费市场仍持怀疑态度的诸多国际大牌，皮尔·卡丹敏锐的观察力、果决的判断力，为其迅捷地占领这一亟待开发的肥沃领地抢得了先机。
皮尔·卡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大秀
多年以后，其创始人皮尔·卡丹先生回忆说：“我是第一个让中国人了解什么叫时尚的西方人。我很像马可·波罗，因为我们都具有冒险精神。”就这样，来自西方时尚界的马可·波罗们纷至沓来，不同于几百年前来自西方的试探，这一回，他们带来了时尚，经典风格的图形、色调、廓形和剪裁，就像热烈的阳光，融化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沉浸在卡其布和解放鞋里的集体着装懵懂。
卡丹先生和中国模特们
有一张这样的照片流传于世：一位模特穿着鲜艳的丝质礼服翩翩起舞，周围是一群着装保守的中国人，他们有的露出好奇或艳羡的眼神，有的则抱起双臂，以审慎的神情来判断这一时尚启蒙背后的意味。这和当时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的态度何其相似，一些人以冒险精神迫不及待地投入变迁的历史进程，一些人则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还有一些人在岸上持臂观望、犹疑不决，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命运因为不同的个体选择在未来的四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尚往往被贴上高档、奢侈和社会身份的标识。在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承认，个体的外部形象，例如服装、配饰或者鞋履，乃至需要进一步挖掘的学历、履历，以一种放大镜的模式，在社会里通过被观察、被衡量、被物化，从而对个人的工作、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社会学角度看，从内而外修饰自我，这是以期获得社会认同的直观方式，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服装是最显性的符号化语言，如面料的优劣、款式的新旧、色彩和装饰细节等，因为它不仅能反映个人的身份，更能诠释出一个社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随之潜移默化的时代性人格。
90年代中国的时尚人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个世纪90年代就像海市蜃楼一般虚幻而美丽，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个体的命运借力于汹涌的时代潮头，一部分人正在先富起来：在海南如泡沫般绽放的房地产样板房里，在深圳外贸服装厂日夜不歇的缝纫机声里，在浙江玩具加工厂只争朝夕的生产车间里，在北京倒爷开往俄罗斯远东轰隆隆的车皮里……
经济迅猛发展的另一头，是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他们开始通过对自我形象的塑造来确认个人奋斗的成果。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走在时尚前沿的广州天河区，还有深圳市中心那一座当时最高的建筑地王大厦和标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邓小平画像……抓住时代机遇通过个体努力获得阶层提升的人们手执大哥大，挎着公文包，成为追逐时尚的鲜活样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里先富起来的人群，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时装密码。
讲究品位，突出个性的风尚浸淫了整个中国的九十年代。巴黎时装、美国牛仔装、米兰风格，皮衣、喇叭裤和舶来的服装发布会一起宣告着当季的流行色。这也是中国的时尚传媒蓬勃发展的好时代，创办于1986年的《上海服饰》迎来了它的春天，原体制内出版社旗下的时尚杂志社则在1993年拥抱市场，尝试以市场经济的方式，通过股权制合作陆续引入国际时尚大刊的版权，终于打造出拥有十几本刊物的时尚垂直细分领域顶级公司的雏形。
真正的国际顶级大牌们终于来了。路易威登（LV）是继皮尔卡丹之后，进入中国最早的奢侈品牌之一。1992年，它落户于北京王府饭店，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家直营店。Burberry、Prada、Hermes……中国市场雄厚的消费潜力，让时尚品牌们趋之若鹜，低廉的房租、人工成本更是吸引了不少奢侈品代工厂的定点进入。庞大的消费市场造就了话语权，世界时尚在迎合着来自中国的灵感，Rupert Sanderson的鞋子、Luxottica的眼镜根据中国人的体型特点进行了调整，中国人的送礼文化更是让小皮具、贵重手表等产品在西方大牌的生产线上变得备受重视。
中国的奢侈品商场
时尚中国与历史、经济的进程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回归趋近，其各大奢侈品商场成为了大陆的先富阶层流连的旅游胜地，这一购买数据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夜达到高峰，并呈现螺旋式上升曲线直至近年回落，为彼时处于金融危机、房市泡沫之中的香港经济带来了一丝奇妙的艳光。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迅猛发展的中国房地产业亦不甘寂寞。时尚中国在哪里？就在房地产商的爱马仕皮带上，更在房地产商的建设图纸上。曾几何时，国际大牌往往只开在五星级酒店里，比如北京的王府饭店、上海的华亭宾馆和广州的花园酒店。而随着中国商业地产的发展，奢侈品牌开始占据外来或本土的高档商场。上海的恒隆广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的时尚品牌汇聚地，受益于此，恒隆集团更是从香港一家不算前列的地产商一跃成为奢华、高端的代名词。来自香港的太古汇、中国华润的万象城亦是后起之秀。
牢牢扎根于中国的时尚更是和本土的经济特色结合在一起，奢侈大牌们在和地产商的博弈中，不仅能拿到最好的店铺位置，还能获得大额的租金福利和丰厚的装修补助。它们和中国的房地产经济相辅相成，就像野草一样蔓延至苏州、宁波、汕头等二三线城市，呈现出中国房地产经济近二十年发展的一个横切面。
纳斯达克上市敲钟是很多企业家的梦想
时尚中国更是和中国的不同人群溶解在一起。我曾写过一篇“财经+时尚”专栏《上市敲钟穿什么？》，在本世纪初席卷中国的互联网大潮之下，中国神奇的造富能力造就了身家亿万的互联网企业家们，他们每天忙于各种各样的电话会议，和为了保护现有的资产数字不懈奋斗，为了体面地出现在更多的商业合作场合，互联网新贵们决议放弃T恤、短裤的IT工程师look，开始在意一件西服的肩部剪裁和腰部线条。
在近十多年来中概股上市敲钟的热潮里，互联网企业家们在商务时尚上做了一次“弄潮儿“，他们代表了房地产商之后又一群中国富人的集体着装风格。除了喜欢中式服饰的马云之外，京东的刘强东、五八同城的姚劲波、聚美优品的陈欧，无不选择了阿玛尼、爱马仕等大牌深色西服搭配浅色衬衫和领带的简约LOOK突出重围。
代表着金字塔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无疑拥有着他们自己的时尚价值观。美国作家米尔斯在他的著作《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所说，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中产阶级已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
在当今中国，中产阶层多指管理者、白领阶层和技术人员，他们多依附于庞大的工作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依靠知识和技术获得稳定且丰厚的薪水。这一类人群通过接受教育、社会的公开竞争获得职位，对于这些忙于为体面生活奔波的人士来说，在物质层面上，他们几乎贯彻了极简主义者的一切原则：将繁琐的对于食物、穿着以及其他的生活观念，切实落实到优衣库这些务实而又质量优良的平价消费品之上，而在一年中偶尔的庆祝时刻，他们也会选择菲拉格慕或者拉夫劳伦这一类低调而精良的奢侈品牌。
新一轮的零售革命与产业变革为时尚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从微博大V到抖音KOL潮人，从传统意见领袖机制到更开放的网红经济，从时尚产业单一化到多元化组合，更普世化的时尚价值观，迎合了当今中国风起云涌的电商经济。
维密大秀的超模、KOL们
中国的千亿时尚消费市场亦如同磁石一般，吸引着“维多利亚的秘密“（下称”维密“）等更为年轻潮流化的时尚大牌进入。2017年4月，中国第一家涵盖内衣、美妆、香水等维密全品类旗舰店在上海开业，其更是将主秀场第一次搬到了中国。
不同于传统的时尚业，维密的营销策略一贯建立在品牌展示之上，通过与艺人歌手合作、并结合音乐演出，依据每年主题而推出不同的舞台设计。刘雯、奚梦瑶、睢晓雯……是近年来在维密大秀上展现的中国新面孔，正是中国时尚消费市场的千亿底气，这些黄面孔的姑娘们才得以打破白人模特在维密万亿帝国里数十年来的绝对话语权。而从另一个层面解读，正是这些中国姑娘们在西方时尚消费市场日趋疲惫之际，为维密撬开中国千亿级的市场大门。
维基百科将“时尚”释义为某一时期的社会流行风尚，从1978年改革开放走出计划经济体制，到现今继往开来创建美好生活，“时尚”穿梭于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突破时间、空间、技术与艺术的界限，成为每一代中国人在历史与经济进程中对自我的集体性确认，这便是我们的“时尚中国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