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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什么样的官职是正一品？你怎么看？

中华历代王朝官位制度，自先秦两汉始，先是“世爵世禄”，“封君制度”，官职与爵位、封地紧密相连，如周王室之“卿士”、“司马”，诸侯国之“执政”、“中军将”、“令尹”、“司城”等，都是以官位决定地位，并伴随“世土”制度，即是王室或者诸侯大夫，又是地方封邑的主人，世袭传承，代代沿袭。周显王十三年（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卫人公孙鞅受秦孝公之命，主持秦国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桑、奖军功、除世爵世禄”等积极措施，打破血缘世袭制度，以功论秩，使得秦国迅速强盛壮大，最后统一六国，并吞天下。

秦变法后，为厘定官秩，改原有实封（即封邑制度）为秩石（念担）制、军功爵制并存，军功爵不在本题范畴内，略过不表，细述秩石制。

秩石制，即将官员等级按照实发俸禄（主要是粟米）多寡排序，秦统一六国前，即已将此项制度推行全国，统一六国后颁行于全天下。

汉高帝刘邦建立汉朝后，承秦制，将秩石制结合封爵制、食邑制，行于朝堂，以年计俸，以月颁给。秦汉时期，以秩石制定官员品级的制度，延续了近五百年。

秦汉秩石制下，相当于后世正一品官职有：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万石；九卿（宗正、奉常、郎中令、少府、太仆、典客、廷尉、治粟内史、卫尉）、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尹、右扶风尹）：中二千石（中念重，满的意思。秦汉九卿有不同称谓，这里以汉制为例）；地方郡守、郡尉（东汉末各州刺史、州牧也为二千石）：二千石；

丞相司直、护军都尉、司隶校尉、西域都护、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郡都尉（西汉）、诸中郎将、光禄大夫、侍中、诸校尉（东汉）：比二千石；

（另外，在二千石和中二千石中间，还有一个真二千石的级别，对应官职不明。）

二千石待遇，即秦汉时期官秩最高级别官员，大致相当于后世的“一品”（或者超品，这里仅指中二千石以上），所以列出，以做对照。

秦汉秩石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居其职而有其禄”，官秩改变而禄秩也随之变化，官员出仕没有固定的品级，这也是中华流官官制初期，最大的特色。

汉延康元年（魏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建魏，在东汉“察举”、“征辟”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尚书令陈群的建议，实施“九品中正制”，于各州设立“中正”一职，负责考擦地方士人，将其按照家世、行状（个人品德及才能）、定品（确定其人品级）等三个方面，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个等级，予以评定（实际操作中，上上一级绝不授人，下下一级也基本不会评出，实际是七个品级）。

—-“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三国志》。

而实际操作中，各地门阀士族把持“中正”职位，牢牢地掌握了评定权力，注重于家世、血缘，而轻视品德才干。到司马氏建晋时，终于形成了官场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士族完完全全垄断了入仕道路，开始了中华历史上长达四百年的门阀贵族政治时代。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魏孝文帝在推行的汉化改革中，首先将原有的九品中正制改为按数计品，即将原有上、中、下合计九品改称一至九品，每品分正、从二级，正四品以下（含正四品），每一品再分上、下两阶，一共三十阶。这是后世所熟悉的官员计数品级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自北魏至隋，虽然已经确立官员品级，但是决定官员秩、禄、权的还是那个早已不合时宜的九品中正制。掌握着国家控制权的世家豪门、高品士族们，依靠这个制度把持着入仕之路，排挤庶族平民，将权力地位传至后世，这也是中华历史上制度的停滞。

这一时期的北方，因为多是少数民族政权，所采取的官职大都是部族家族按血缘或者亲疏授官，更加落后。直到北周建立，标榜“周礼”，按古制设立“六官制”，才稍微得以改变。

魏晋南北朝时代，基本没有官员品级“正一品”这一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即499年以后，北朝才有正一品称呼，南朝还是没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于后世正一品的官职是：魏（含蜀、吴）：太尉、司徒、司空、太师、太傅、太保、大将军（含丞相，不常置）；晋：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南朝：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梁加丞相、陈加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为第一品等级）北朝：太师、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北周加柱国大将军为正九命，相当于后世正一品）。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自立，建立隋朝。隋文帝出生关陇贵族，历经西魏、北周两代，对于原有的官员遴选制度弊端十分了解，决心改变这一局面。

开皇三年（583年）、十五年（595年），隋两次大规模废除天下州郡中通过九品中正制而得授官职的官员。尤其是开皇十五年这一次，史载一次废除“乡官”数万人，这也是沿袭四百年的九品中正制最后消亡的一年。此后隋以三省六部制，及地方州县二级制为主流官制，准备逐步改变选官制度。

但是世家豪门们绝不可能轻易交出所拥有的利益和特权，之后数十年里，为了保持豪门利益，世家门阀与隋皇室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甚至刀兵相见，隋朝最终灭亡，也有这一层次的原因。

唐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此后唐之制度完全沿袭于隋，用三省六部制、正从十八品制，规制官员品秩，厘定座次，并配合官服、饰品等，严格执行等级制度。

品级制发展到了唐，才真正规范化、制度化，官员们也终于脱离了“官随禄定”、“秩同中正”的约束，不再以俸禄或者品评来决定地位高低。而是按照官品品级，各安其位，一目了然。这简化了官员等级，分清了官职高低，是官秩制度的极大进步。

唐时期，正一品的官职有：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还有一个空前绝后的“天策上将”是秦王李世民的专属官职，十分特殊，不具有代表性）；

同时，唐时期的官职品级十分严肃，正一品官职正常情况下几乎是活人拿不到的荣耀（除了李世民这个特殊人；还有长孙无忌因是唐太中宗的外戚、功臣、高宗的元舅，得以授太尉；中唐郭子仪也因为安定国家，劳苦功高而被授太尉；至于晚唐藩镇那一堆高官，没有可比性），基本是死后追赠，或者宗室虚衔。

唐朝宰相，尚书令、左右仆射、中书令、门下侍中具有天然资格，称真宰相（其中尚书令以李世民曾经担任过，故而在其登基后不再授予臣子），其余官员要担任宰相，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可以就任。这说明，唐时正三品即可以担任宰相，而未加号者，品秩高也不得行使宰相之名。

唐朝握有朝政实权的宰相，品级也不过尚书左右仆射的从二品，和中书令、门下侍中的正三品。除非他们加官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才能成为正一品位极人臣之显官，而这在他们生前，基本是不可能的事。

宋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代周建立宋朝，结束晚唐五代混局面，中原得以安定。宋继续承袭唐朝官制，品级制度不变，但是武职三品开始分上、下阶，算是对隋唐制度的微调。

同时，宋官员制度是也有自己的特色，“本官不管本职之事”、“寄禄制度”是宋中期前的最大特点。这种制度有利于皇帝控制人事大权、使得皇权统治稳固、另一方面却是诸司官员不掌其事，或者执事者不用其名，政令分散，事倍功半。

宋时期，正一品官职有：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太师、太傅、太保（均含检校官）、少师、少傅、少保、太尉（以上均为加官，不是实官）、左右丞相（南宋所设，实官）；宋朝官职十分繁琐、复杂，而且“任非其官”，一般高阶官员都有“官”、“贴职”、“差遣”三种身份（勋官、散官不计），一般来说，官是定待遇、贴职是清贵头衔、差遣才是官员真正的职位所在。

官、差遣的分离，使得宋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各级部门叠床架屋、重复繁乱，冗官现象严重，导致官员队伍庞大，而效率低下。同时两宋官员待遇极为优厚，俸禄之外、禄米、织品、草料乃至于酒醋茶等无一不丰，这使得宋财政压力极大。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简化官员品级制度，凡一至九品官，皆分正从两阶，共计十八品。然后更定官制，取消宋时“差遣”这一复杂授官程序，以本官管理本司事，简单明了，这是中华官制的又一次进步。

明代正一品官职如下：太师、太傅、太保、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废）、大都督（洪武十八年废）、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另有宗人府宗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洪武初以皇子任宗人府令、正、宗人，亲王品级远超正一品；永乐后，宗人府事务移交礼部，诸令、正、宗人由勋戚以本爵名义上出任，宗人府名存实亡）。明代正一品官职，勋臣（即开国、靖难诸功臣及其后代、中期后也包含部分外戚）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三公头衔（太师、太傅、太保），高级武臣（同时基本也是勋臣）以出任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而获得武职正一品也不是难事；

但是有明一代，文臣们要想以本官位获得正一品官职，基本上是凤毛麟角；以实际为文臣首领的内阁诸殿阁大学士举例来说，明代大学士的职位接近于前朝的宰相，重要性更是过之，但是他们的本官品级不过正五品，起初不过是属于皇帝的秘书角色而已。虽然之后的岁月里大学士的地位逐渐上升为皇帝之下文武内外诸臣中最高的几人，但是本官还是停留在正五品。

为了避免尴尬局面（从一品、正二品高官向正五品大学士汇报工作），自永乐年间其起，皇帝便将诸大学士额外授予加官（当然，中期以后成为惯例，那就是掌握朝政的文臣们自己给这个制度主动维护，按例加官，皇帝也轻易不能改变了）。

永乐年间，大学士加官还是最初的翰林院编修、侍读、到翰林学士；和詹事府左右庶子、谕德、中允、到春坊大学士。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去世后，仁宗继位，大力提拔支持自己的文臣，自此诸大学士开始加六部侍郎、尚书衔，官位达到正二品（六部尚书正二品）。

不久后，仁宗再晋自杨士奇少保、少傅，兼兵部尚书（少师、少傅、少保三孤皆从一品）。自杨士奇始，明代大学士开始加官晋为从一品，文臣之中，无可比拟。

景泰三年（1452年），首辅、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加太子太傅衔，这是明代大学士第一次加太子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之后陈循晋华盖殿大学士，大学士排名便由此规整下来，按华盖殿、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四殿二阁从高到低列序，华盖殿大学士居首位，即首辅。

整个明代，文臣顶级官职在其生前基本上以三孤兼太子三师出任殿阁大学士为最高点，首辅官职顶点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后，华盖殿改中极殿）。

至于辅臣们去世后，其中功劳高、品行好、口碑优的，经过朝廷评议，可以被追赠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逝世后享受正一品待遇，这也是对他们的褒奖。

此外还有几个文官特例：正统时王骥以平定麓川军功封靖远伯、成化时王越以威宁海大捷封威宁伯、正德时王守仁（即王阳明）以平定宁王叛乱封新建伯；这三位文臣均以军功获封爵，超越正一品官职，达到超品待遇（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后世子孙也从文官转为勋戚，出仕之路中断，此后只能当富贵闲人了）。另外天顺时徐有贞以夺门之变时“立功”，受封武功伯，不过半年后就被削爵除官流放，成为平民，不再叙述。真正在生前即获得正一品官职的明代文臣，只有万历时的张居正一人。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加授太傅，正式以文臣身份在活着的时候成为正一品文官。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危，神宗以张居正“辅政元勋”之功，加授其太师，使得张居正身兼三公三孤（张居正此前已经是少师兼太子太师），到达大明建立以来文臣的顶峰。

（明初李善长也是丞相、太师，但是他封爵韩国公，不应算作正统的文臣。而且他也不是经科举入仕为官，所以相比张居正来说，文臣的身份稍显不符。）

清承明制，官员等级制度基本不改，照搬执行。但对于高品官职（大学士、诸部尚书等）正一品对应官职，顺治初设立满汉分职所置，满员正一品，汉员正二品。后在康熙时均定为正二品。

雍正八年（1730年），清更定制度，大学士满汉均定为正一品，以后永为定制。

清代正一品官职确定为：太师、太傅、太保、诸殿阁大学士（文臣朝官）；大学士衔外任总督（文臣外官）；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大臣（武臣朝官）；伊犁将军、绥远将军（武臣外官）。需要说明的是：清代官员制度，品级不再是衡量地位的唯一标准，明朝官员中地位超然的大学士，在清康熙以后，不再承担实际朝政功能，只是清贵悠闲、尊崇地位所用。

清代权力中枢，前期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时逐渐转移到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南书房；雍正时，世宗设立军机处，自此朝廷权力中枢掌握于军机处（或者说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正一品的大学士们，再也不能介入朝政、处理政务，而是作为虚衔，处理一些考试、教化、修书等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务，地位崇高、实际无所事事，不再重要（或者是宠臣、重臣以功额外获得大学士衔，那其实是属于加官，荣誉名头而已）。

而清代，也是历代王朝中，少有的外任地方官员可以授封正一品官位的朝代（大学士兼总督、伊犁将军、绥远将军），其中还有武职一品，确实是异数。在这也体现了清中央朝廷对于地方掌控能力之强，可以自信地设立高品级外官而不担心对社稷造成危害。

综上所述，中华历代王朝正一品官职（或者相当于正一品官职），基本上涵盖以下几个范围：

一、三公或者相当于三公官职：太师、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公者，帝之师，辅佐天子、匡正不足、教化君王，是自周代起就设立的顶级官职，之后历代沿袭，为诸臣之首。——“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竟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尚书·周官》二、皇帝之下，实际处理朝廷政务的辅臣，即丞相、录尚书事、尚书令、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学士等；这也是遵循秦汉以来，辅佐皇帝，总摄百官的诸臣之首为天子以下第二人的准则。三、军事最高长官：例如太尉、大将军、大司马、大都督等，原因与丞相所述一样，都是为了推行军政事务、贯彻军令。（不过因为武职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汉以后，最高军事长官一般为虚置，不再实授，以免权臣以此篡夺社稷。明初大都督实授，也不过二十年即废除）。四、皇室宗亲及近臣，例如宋时宗室授司空、开府仪同三司；明时宗室授宗人府令、正；清代以皇子或宗王为领侍卫内大臣等：这些宗亲授予官职，只是虚居其位，地位尊崇，厚加其禄而已，实际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