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文,什么是中庸？是和稀泥吗？
我个人认为中庸原文，从方法论来看，中庸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灵活性”不能损害“原则性”；而“和稀泥”是不管“原则性”，一味“灵活”。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一、中庸强调“原则性”，“和稀泥”没有原则
中庸之道，本意是待人接物不过分也无不及，后引申的意思是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不偏不倚”代表的是公正、客观、原则，上至国家大事、中至各种政策、下至日常处事，都有“原则”，触及原则的必须坚守“原则”和“底线”。
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吕氏春秋·自知》）意思是说，若想知道平直与否，就必须借助水准墨线；若想知道方圆与否，就必须借助圆规矩尺。它表明立规矩存准绳的目的和重要性。比如儒学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基本特征，每个人怎么对待它，都有各自的原则，而不能“和稀泥”。
中庸“忠”的原则是不能背叛的。“苏武牧羊”的典故，说的就是坚持原则。苏武在天汉元年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苏武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不畏强权，宁愿受苦寒十九年，捍卫的是民族气节和汉朝的尊严，在忠于国家和民族上，一点也不能让步。
中庸“诚”的原则是不能背叛的。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与人相处感情深厚，靠的就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古有“曾子不食言杀猪守信”、“皇甫绩守信求责”、“季布一诺千金”的典故，都是在传递诚信的做人原则。
中庸“义”的原则是不能背叛的。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中国历史上，舍生取义的人数不胜数，文天祥一生正气、为国赴死，维新变法失败后爱国人士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不就是舍生取义吗！如林则徐所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封建社会，皇帝之位来源于百官跪拜之中。明代内阁首辅申时行就被后人评价申为“首鼠两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和稀泥”高手。这样的调节各种以及和事佬角色注定了他在位期间难成大业。
二、中庸强调“灵活性”，这是中华“和谐”文化，“和稀泥”只有“圆滑”
和谐文化与中庸灵活性有很大的关联性。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古人说:“知欲圆，而行欲方。”（《淮南子·主术训》）。
表明，智谋是灵活变通的，而行为必须方正不苟。人生于世，处世的智慧可以圆通、灵活一些。而做事必须恪守原则，不做违背道义、触犯礼法的事情。这是为人处世的方圆智慧。古人还说:“礼有经，亦有权。”（《晋书·志第十》），意思是说，礼节要有常规的，也要有变通的时候。
“礼”的作用是在于中和，也就是和平，人与人的相处，社会的秩序与国家的治安，都需以“礼”来实现“和为贵”。人学会中和才能不走极端，才能走向成功，但是怎么学会中和呢？孔子说:聪明睿智，用愚笨来调节；功盖天下，用退让来调节；威猛无比，用怯弱来调节；富甲四海，用谦恭来调节。这就是损抑过分，达到适中状态的方法；古人推崇恭、慎、勇、直的为人处世美德，但同时必须用礼字来中和才算得上完美，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为了使个人品德修养要遵循中庸之道，即追求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行为标准和完美目标，孔子还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是中庸的艺术。
中庸思想主张和而不同，维护矛盾的同一性，追求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种指导思想要求协调处理个人与群体，家庭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等各种关系，以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与整个社会关系的稳定为最高目标，这是和谐文化的基础。
中庸的处世方法，即在遵循社会法治与道德基础之上，在不违反各人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像一道润滑剂，把人与人之间因凌角的摩擦而可能产生的矛盾及时化解。其宽广的胸襟和“大智若愚”的智慧，能让人们在莫测的世事沧桑面前处变不惊。
历史上中庸灵活性智慧的运用，不乏许多仁人志士，但做好一定掌握得有分寸。在南怀瑾先生看来，冯道做到了极致。冯道曾事四姓，相六帝，在时事变乱的八十余年中，就像不倒翁一样始终不倒。论品格，清廉、严肃、淳厚、宽宏，无懈可击，论才识，深谙中庸处世之道，深浅有度，中正平和，大智若愚。冯道有诗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大学士名叫张英。一天张英收到家信，说家人为了争三尺宽的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要他利用职权疏通关系，打赢这场官司。张英阅信后坦然一笑，挥笔写了一封信，并附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接信后，主动让出三尺宅基地。邻居见了，也主动相让，最后这里成了六尺巷，这个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流传至今。
我们做事尤其是比较难的事，若按照中庸的要求和原则去实践灵活性，和谐就距离我们不远了，而和谐能够双赢、多赢。
三、中庸大事讲“原则”，小事讲“灵活”，“和稀泥”不分大小只讲“灵活”
何为大事小事？关系全局利益的是大事，关系真、善、美的是大事，关系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是大事。
大事比如李世民刚即位不久，突厥打到长安，形势万分危急。李世民一边部署防御，一边单骑与突厥可汗对话，让可汗退兵，长安府库财宝钱粮随意搬这里，退兵不割地是大事，是原则；钱粮虽重要，但送走了再挣，这就是小事。是大事讲原则，小事讲灵活，且两者相结合的典范。
关羽既得罪曹魏，又得罪东吴，结果兵败麦城，是只讲原则不讲灵活的典型。
曾国藩和左宗棠一生的交往就是过于偏狭，“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虽然为湖南同乡，且曾国藩对左宗棠有推荐之恩，但两人在皇上身边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后，却反目为仇，水火不容，把精力耗费在一场硝烟四起却没有赢家的战争中。实事求是讲，二人交恶乃性格偏向所致，但为公不为私。这算是大事讲原则，但在两人相处的事上却不讲灵活。
东方朔一生都奉行“大隐隐于朝”，过于明哲保身，装疯卖傻，而忽视了个人的名节。薛宝钗也是过于明哲保身且冷漠自私，不受欢迎。被凤姐评说为“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人，落得一生孤独，这都是小事不讲灵活。
秦桧一味求和，不惜杀害岳飞，是只讲灵活不讲原则的典型。
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灵活”，即做到外圆内方，确实很不容易。外圆要圆如老子所说的“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纳”，内方要方如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礼何？”做到内在自觉与外在约束的统一。于此才有高尚的品德和气节，有智慧的人生，这是至德至美的境界。
古人对过犹不及有深刻的认识，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认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认为“满招损，谦受益。”……
识时务者，在乎为俊杰。古语说:“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圆，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即是说，处在太平盛世，待人接物应严正刚直，处在天下纷争的乱世，待人接物应随机应变、圆滑老练，处在国家行将衰亡的末世，待人接物要方圆并济、交相使用；对待善良的人，态度应当宽厚，对待邪恶的人，态度应当严厉，对待一般平民百姓，态度应当宽厚和严厉并用。
韩非子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在说，世道不同了，事物改变了，处世行事的方法也有相应变化。黄炎培先生的座右铭是:“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比守信，行必踏实；事闲无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保持中庸、不走极端、深浅有度、恰如其分，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过于锋芒毕露往往为世俗所不容，过于委曲求全又被视为软弱，只有外圆内方、刚柔相济，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有术，游刃有余。
国人历来主张“道不虚谈，学求实效”。中庸是传统文化的精髓，需要后人在的新时代下学思践悟。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只有追求中庸的至德，才能形成向善向上的力量，才有文化自信，也才能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中庸的至上道德，能让我们敢于担当，敢于亮剑，保持风骨、气节、操守、胆魂；中庸的智慧，能让我们处世立身，行稳致远。
和稀泥，无论是作为一种立场还是观点方法，它都因无文化之根，像浮萍一样漫无目的地漂泊，让我们很难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甚至于问题会越“和”越多，越聚越大。而中庸，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能发挥德治的作用，并能成为一种文化扎根于我们的思想和灵魂中，让我们行稳致远。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