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襄公,郑庄公是春秋第一个霸主吗？

郑庄公究竟是不是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呢？其实这是有争议的——目前史学界关于春秋五霸并没形成统一的说法晋襄公，而是存在七个不同的版本：在《史记索隐》中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在《辞通》中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郑庄公；在《四子讲德论》中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勾践；在《白虎通·号篇》中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在《汉书注·诸侯王表》中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吴王夫差；在《荀子·王霸》中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在《鲒崎亭集外编》中是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在关于春秋五霸的七种不同说法中只有《辞通》是认可郑庄公的霸主身份的，所以郑庄公究竟算不算春秋霸主其实是有争议的。如果我们按最宽泛的标准——即只要有一种说法认可就算，那么郑庄公就是春秋时代诞生的第一个霸主。那么为什么关于郑庄公究竟是不是春秋霸主会出现争议呢？

郑庄公是郑武公和申侯的女儿武姜所生的长子，因为出生时是难产（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其母武姜在睡梦中生下的），武姜不喜欢他，而宠爱他的弟弟叔段。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周礼及其所要维护的老贵族们已经不可避免走向了没落，这种没落是从人性开始的，按周礼的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言为人父母者就该有为人父母的样子，在那个医护技术极端落后的年代女性生孩子几乎就是鬼门关前走一遭，但因为难产就记恨孩子的母亲恐怕世间少有。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是源自天性，而武姜却在从小娇生惯养的贵族小姐的生活中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唯我独尊心态，谁让自己难受就要加倍报复回来，哪怕是自己的至亲也不行。郑武公看出自己的妻子并不喜欢他们第一位孩子，索性给这孩子起了寤生这个名字，据说就是难产的意思。对此我想弱弱地问一句：生老大时难产就起名叫难产，生老二是顺产是不是就叫顺产呢？我们先来看看郑庄公的人生经历。其实郑庄公的弟弟不叫顺产，他叫叔段。

随着寤生和弟弟叔段的成长，武姜天天跟郑武公吹枕头风，一直坚持废掉寤生的世子地位，改立叔段。郑武公却始终坚持默默看着寤生成长，坚定不移维护着寤生的世子地位。或许有人认为郑武公是一位好父亲吧：从来没抛弃放弃过这个不受母亲待见的孩子，可换个角度想想叔段不也是他的孩子吗？说到底维护寤生的世子地位是一种政治权衡。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希腊的雅典城邦正在搞民主选举，每任领袖任期一满就得由人民自由选举下任领袖，而在东方的华夏大地上却早早就建立了嫡长子世袭制度，根据这套制度不要说自由选举下任领袖，就算同属王室子弟只要母亲不是正室夫人或者哪怕出身晚了个把时辰就命中注定只能一辈子给哥哥当陪衬，自己的孩子接着给哥哥的孩子当陪衬。对于非嫡长子而言这套制度是不公平的，但却是简便有效的，在西周王朝时期凭借这套制度成功杜绝了王室子弟之间的内部争斗，维护了华夏诸侯团结一致外御蛮夷的局面。郑武公无意改变这套制度，以免导致自己身后子孙为夺嫡而自相残杀。可惜愿望很丰满，现实太骨感：非嫡长子们已被维护嫡长子世袭制的周礼压抑了几百年了，现在好不容易碰到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谁还愿意继续隐忍下去。至于兄弟之情在政治权力面前有太多的人根本不会太当回事，与之类似的故事日后会在华夏皇族子弟中一再上演。

郑武公坚持把君位传给了寤生，这就是日后的郑庄公。庄公即位后武姜就替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若是封给其它城邑，我都可以照吩咐办。”武姜便请求封给太叔京邑，庄公答应了，让他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大夫祭仲说：“分封的都城如果城墙超过三百方丈长，那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最大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它的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它的九分之一。京邑的城墙不合法度，非法制所许，恐怕对您有所不利。”庄公说：“母亲想要这样，我怎能躲开这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太后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处置，别让祸根滋长蔓延，一滋长蔓延就难办了。蔓延开来的野草还不能铲除干净，何况是您受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情，必定会自己垮台，你姑且等着瞧吧。”过了不久太叔段使原来属于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边邑也背叛归为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君，现在您打算怎么办？您如果打算把郑国交给太叔，那么我就去服待他；如果不给，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们产生疑虑。”庄公说：“不用除掉他，他自己将要遭到灾祸的。”太叔又把两属的边邑改为自己统辖的地方，一直扩展到廪延。公子吕说：“可以行动了！土地扩大了，他将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庄公说：“对君主不义，对兄长不亲，土地虽然扩大了，他也会垮台的。”太叔修治城廓，聚集百姓，修整盔甲武器，准备好兵马战车，将要偷袭郑国。武姜打算开城门作内应。庄公打听到太叔段将发动偷袭的时候说：“可以出击了！”命令子封率领车二百乘，去讨伐京邑。京邑的人民背叛太叔段，太叔段于是逃到鄢城。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段逃到共国。

后世史书在评价此事时几乎一边倒地认为：郑庄公就是一个隐忍着母亲和弟弟的老好人，而叔段则是蓄谋已久居心不良。对此我只能说写史书的人要么智商不在线，要么以为读者智商不在线。其实郑庄公哪是什么老好人，他是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国际政治学界有一种说法“一个优秀的政客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演员”，这话用在郑庄公身上再贴切不过。他用整整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在母亲和弟弟面前唯唯诺诺老好人，不仅成功瞒过了母亲和弟弟，使他们放松了警惕，甚至连心向自己的祭仲和公子吕都没能看穿这位主子的真实用心。实际上郑庄公早就在叔段身边安插好自己的眼线，以致于他对叔段的一举一动全都了如指掌，当叔段举兵时这些特工人员立刻煽动京邑人民背叛叔段，要知道在当时的分封体制下京邑人民长期听命于叔段，在他们心中根本就没有郑庄公这个国君的存在，如果没人发动他们是不会起来反对叔段的。其实郑庄公早就看自己的弟弟不爽了，但却一直扮演着一个好哥哥的形象，当叔段当真傻乎乎地举兵造反后他就像一只玩弄够了老鼠的猫一样一拉尾巴就准备开吃。

郑庄公的政治秀并非就此终结：赶走了叔段的郑庄公把母亲武姜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见面！”过了些时候有个叫颍考叔的，是颍谷管理疆界的官吏，听到这件事，就把贡品献给郑庄公。庄公赐给他饭食。颍考叔在吃饭的时候，把肉留着。庄公问他为什么这样。颍考叔答道：“小人有个老娘，我吃的东西她都尝过，只是从未尝过君王的肉羹，请让我带回去送给她吃。”庄公说：“你有个老娘可以孝敬，唉，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说：“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庄公把原因告诉了他，还告诉他自己后悔的心情。颍考叔答道：“您有什么担心的！只要挖一条地道，挖出了泉水，从地道中相见，谁还说您违背了誓言呢？”庄公依了他的话。庄公走进地道去见武姜，赋诗道：“大隧之中相见啊，多么和乐相得啊！”武姜走出地道，赋诗道：“大隧之外相见啊，多么舒畅快乐啊！“《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对此事记载道：此后母子和好如初，这可真够恶心缺德的，本来关系就不好还要怎么和好如初？所谓和好如初不过是由公然对立变回到以前的面和心不合。说白了这又是郑庄公的一次政治秀——此时虽然已进入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周礼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失，身为一国之君公然软禁母亲，这事要是传开了出逃在外的叔段以及和郑国有矛盾的诸侯立刻就有一个现成的政治把柄抓在手中。于是为了给郑庄公一个台阶下由郑庄公自编自导自演的黄泉见母的大戏就此上演，助演者颍考叔和武姜。

周王朝是一个强调宗法亲情的王朝，为此曾制定过系统的周礼，用以规范君臣父子之道。郑庄公成天戴着面具和自己的母亲、弟弟演戏，装作一个维护周礼重视亲情的大孝子、好哥哥，其实在他的内心身处周礼根本分文不值，所以他也压根不会把早已过气的周天子当回事。郑庄公除了从父亲郑武公那儿继承了郑国的君位之外，同时也继承了周王室卿士的官职。此时的周王室还不像后来那样毫无存在感，被诸侯拥立上位的周平王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分权于诸侯，但始终想有朝一日恢复自己身为天下共主的权威。于是趁着郑庄公刚即位立足未稳，又有叔段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大好形势，周平王任命虢公为卿士以牵制郑庄公。郑庄公开始怨恨起周平王来，周平王说：“没有的事（偏心于虢公）。”于是周王、郑国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狐在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忽在周王室做人质。此前只有诸侯国君之间的交往才会互换人质，而周天子只会要求诸侯上交人质，如今天子公然与诸侯互换人质无异于昭告天下周王室已沦落到和诸侯国平起平坐的地步。可在周平王死后周王室又准备让虢公掌政。四月郑国的祭足帅军队收割了温邑的麦子。秋季又收割了成周的稻谷。从此周王室和郑国日益对立起来。

郑庄公才不管周天子打算让谁掌政，他始终坚持以周朝卿士和诸侯国君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凭借自己的智谋和权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周朝遭犬戎之乱而东迁，已经到了不靠诸侯国的救护就不能自保的地步，丧失了往日的实力和威望。犬戎之乱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人们对周朝的迷信，向社会公开展现了礼仪制度的虚弱和强力的重要，说直白些就是人们心中的信仰由周礼变成了强权，因为只有强权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此时要想号召列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依靠周室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鉴于这些情况，郑庄公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坚决地放置于郑国，不惜与自己的弟弟、母亲以武力相对抗，与周天子闹翻也决不动摇，他以极大的精力经营自己的国家，终使郑国成为东周初期崭露头角的诸侯国。郑庄公要发展自己的国家，首先遇到的是地理条件的制约。郑处于四战之地，南有蛮楚、北有强晋、西有东周，郑国无法与之争锋，只能向东发展，而东邻卫、曹、鲁、宋、陈、蔡诸国中，宋国国大爵尊，在东方小国中又有号召力，是郑国发展的严重障碍。

鉴于这种情况，郑庄公把向外用武的目标定于宋国，这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佳战略。为了实现对于宋国的军事胜利，郑庄公实行了以下的战略方针：第一和齐、鲁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齐、鲁处在宋国的东北部，建立了和齐、鲁的同盟关系，就形成了对宋的牵制和包围，他几次和齐、鲁二君约会，在攻取宋国的郜、防二邑后将其送给鲁国，都是为了巩固三国的同盟关系。第二假借王命伐宋，号召列国。郑是一个新起的小国，在诸侯中未孚众望，但郑庄公是周朝卿士，具有特殊的身份，于是庄公宣称宋公久缺朝贡，自己以卿士的身份，承王命率兵讨伐。郑国通过这种方式纠合了更多的国家，又形成了对宋国的舆论压力，事后还对不追随出兵的许、郧（今山东宁阳东北）小国以“抗命”的罪名予以教训，几乎灭掉许国。第三扶植宋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宋国前君主的儿子公子冯出奔到郑，宋国曾为此出兵讨之，郑庄公对公子冯采取保护措施，厚相招待。宋国在一次内乱后国人欲迎立公子冯为君，公子冯临行前泣拜于郑庄公之前表示：自己返国后“当世为陪臣，不敢贰心”。在郑庄公的执政期内郑国确实取得了对宋国的胜利，但郑国又从来无力吃掉宋国，这种和平胜利是郑对于宋所能取得的惟一形式的大胜利，这里不利的政治地理环境起了决定的作用：郑处在几个大国之间，又几乎无险可守，即使某一天有力吃掉宋国，那相邻的大国也绝不会坐视其崛起，必然要以武装干涉的形式使郑回到自顾不暇的地步。事实上，到了春秋中后期，南北大国为了争霸天下而斗武，就把郑国沦到了争霸的夹缝中而常常使之喘息不定，北晋南楚各怕对方吃掉自己或伤害自己，需要一个避免正面接触的缓冲地带，因而各需郑国以屏障的角色存在于自己身边，但它们又要打击对方、示威于天下，因而郑就成了经常的用兵之地。郑庄公之后有几世执政，常常是朝晋暮楚，实在是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得已所为。而这是郑庄公本人所不曾料及的。

郑庄公虽然取得了对宋国的胜利，成为春秋初期的小霸主，但他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何对待周天子？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实力日衰，但周王朝余威尚存。周平王死后继位的周桓王一心想恢复周天子对天下的统治地位，极力打压当时的近畿强国郑国，这引起郑庄公的不满。作为周朝卿士，他应当尽忠于王室，他是诸侯瞩目和敬重的人物，但他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放在对本国的经营上，要兼并、扩张，要破坏周朝既定的实力划分，甚而要凭实力号召列国，那必然和周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既要利用卿士的角色，又不愿恪守卿士的本分，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他对周天子在总体上采取的是又打又亲的手段。当王室要限制他的发展和自由时，就打击王室；当这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时就亲近王室，打击王室是为了抵制王室对自己的限制，是为了向列国示威；亲近王室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卿士身份，或保持自己对若干国家的号召力。他为了防止国内反叛而久不入周供职，但当闻知周平王欲分政于虢公时即日驾车入周，可见他即使在坐镇守国的危急时刻也密切注视着朝中动静，他经营郑国，同时又不愿放弃左右周政的权力。于是他和周平王互相交换人质。这样做既可以施恩于太子，以作为亲近王室的手段，也可以控制周太子，以作为打击王室的手段。周桓王辞他回国后，他派兵抢收周地粮食，事后又准备亲去谢罪修好。对于优秀政客兼优秀演员郑庄公而言这样的两面表演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郑国要发展，对周王过于亲附不行，不亲附也不行。郑庄公对周王又反抗又亲近的手法，对郑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对周室的打击以及周室对他亲近态度的表面认可与接受，严重地降低了周室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降低了他对卿士身份利用的有效性。这是他能够预料但却无法避免的矛盾。郑庄公在率军袭击戴城，继而击溃宋、卫、蔡三国联军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庆祝会，他自信十足地问大臣：“寡人赖天地祖宗之灵，诸卿之力，战则必胜，威加上公，于古之方伯如何？”方伯即一方之长，是古代诸侯中的领袖之称。庄公此语，吐露了他的志向，表达了一生事业的追求目标，正是为实现这种志向和目标，他做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

周桓王不甘心周王室日益衰微的现状，他决心打压一下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出头鸟郑庄公：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统率周军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四国部队讨伐郑国。郑庄公率大夫祭仲、高渠弥等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北）列阵御敌。当时周军分为三个军阵，周桓王率领左军和陈国军队力图打败郑庄公。郑庄公摆开了一种名为“鱼丽”的全新阵势，战车前冲，步卒后随，先打实力最弱的陈国军队，使蔡国和卫国军队畏惧而仓皇退出战场，然后集中兵力从两边合击周军，周师大败。周桓王被郑将祝聃一箭射中肩膀，忍痛勉强指挥军队逃出重围。祝聃要追逐活捉周桓王，郑庄公制止说：“君子不希望逼人太甚，何况欺凌天子呢？我们是自卫，国家能免于危亡就足够了。”战后郑庄公为了表示尊王，还特派大夫祭仲去慰问受伤的周桓王及其左右随从。祝聃这一箭把周天子彻底从神坛射落凡间，如果说周郑交质标志着周王室沦为和诸侯国平起平坐的话，祝聃射王中肩则标志着周王室已经连诸侯国都不如了，人们完全看清了在周天子和霸主之间究竟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大。可以说正是由于郑庄公的所作所为使人们彻底看清了周天子的虚弱，于是周天子最后残存的一点威望也荡然无存，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序幕严格意义上至此拉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将郑庄公视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并无不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争议呢？主要还是因为郑国没能像后来的齐国、晋国一样号令全天下的诸侯会盟，这被视为是成为霸主的重要标志。郑国即使存在霸业，那么郑国的霸业也是昙花一现，根本无法与之后的齐、晋等国相提并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郑国的衰败呢？

郑国本来就不是很大，只是靠着国君的敏锐眼光抓住机遇才能占领先机。然而郑国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郑庄公的个人能力，后来蔓延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创新是和郑国绝缘的。可以说郑国只是身体迈入了春秋战国的大争之世，而思维意识还停留在旧时代。事实上像郑国这种体量不大且身处中原四战之地的国家必须不断通过制度创新保持自己的绝对优势，然而郑国却并没做到这点。当管仲在齐国展开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改革时郑国却爆发了严重的内乱，而这显然只会利于自己的竞争对手。郑国的内乱和郑庄公手下一个大臣息息相关——这个人名叫祭足。祭足是一个极其有个性的人物：他曾骂过郑庄公的母亲太后武姜，也曾跑去割了周天子的麦子，也许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去死就没他不敢干的事。祭足本来是郑国边境一名底层公务员，尽管相比平民百姓好歹算是体制内人物，但按周礼规定的世卿世禄制度：他们家祖祖辈辈都该守着自己位于最底层的官职，绝无晋升的可能。然而春秋时代正是周礼逐渐解体的时代或者用孔子的话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而圆滑的祭足抓住了时代提供给他的机会从而很快得到领导的赏识。郑庄公上台后祭足更是一步登天——直接成为郑庄公身边的近臣。郑庄公需要像祭足这样在朝中没任何根基背景的人物，正因为他没有根基背景就只能紧紧依附于提拔自己的郑庄公，另一方面祭足要想成功上位就必须扳倒朝中那些瞧不起他的世家贵族子弟，于是他就成为了郑庄公打击世家贵族以强化君权的一把利剑。也许是因为以前穷怕了，在获得权力后祭足更怕失去权力，为巩固到手的权力几乎什么龌蹉的事他都肯做。

郑庄公死后其子郑昭公继位，祭足依旧是朝廷重臣，可他和郑昭公从一开始就不大合得来。后来祭足在一次出访宋国归来之后就在宋国支持下废黜了郑昭公并拥立郑昭公的弟弟做了郑国新君。关于祭足推翻郑昭公一事正史上堂而皇之记载着他是被宋国胁迫而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郑庄公死后祭足实际成为郑国的头号权臣，甚至势力强大到足以废立国君，而郑国又明明强于宋国，结果一个强国的实际执政者被一个弱国胁迫是什么情况？祭足通过废立国君成为了郑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国君反而成为了他手中的提线木偶，他为进一步争夺权力和郑国君主的同族不断斗法：祭足以铁腕手段清除了郑国内部对他不满的各路政敌，甚至连自己的女婿也被清除。就这样祭足从一个边关小官到朝堂大臣，再到废立国君的一代权臣，就其个人成就而言的确富有传奇性。然而对郑国而言：这就未必是什么好事了。从祭足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在当时的专制人治社会一个人要想发财成名最好的途径就是做官，做了官之后就要脱掉道德的袈裟，实现所谓“人性解放”——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放弃一切底线。当然这样的行为只适用于不讲法律的人治社会——在人治社会里权力和财富可以互换，与此同时权力是不受监督制约的，所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失去监督制约的权力，仅仅幻想做官之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行足以自我约束是不切实际的——恰恰相反在人治社会中能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活下来并成功上位者几乎没有谁不是厚黑学的集大成者。祭足正是一位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活下来并成功上位的厚黑学的集大成者，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他不惜废立国君——这么做他自己的权力是巩固了；郑国却为此付出了政局不稳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