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海歌,如何评价柳永在词坛上的地位？

柳永(约983—约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柳永在中国词曲发展史上的地位，可以用“三个第一”来概括：“他是我国词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 第一位大量创作慢词的人，第一位开创俚俗词派的代表词人。”在词坛发展史上，柳永是位丰碑式的人物，他一生写就了许多不同于唐五代词风的新词，促成了词由小令向慢词的转变，大大丰富了词的表现力，柳永的不懈努力为宋词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北宋词坛上如果没有柳永，唐煮海歌、五代以后的词的命运，也许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一个词人的文学地位的高低，是由他对文学贡献的大小所决定的。一种文学形式的兴旺发达，需要一批为之奋斗的人，北宋时期，柳永开辟的俚俗词派，让宫廷词、士大夫词逐渐走向民间，促进了宋词的口语化和通俗化，以至出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的现象。

依照题目的重点，这里首先谈谈柳永在中国词学中的地位，后面再谈柳永的贡献：

第一、柳永在中国词学中的地位柳永是我国词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柳永祖父柳崇以儒学知名，父柳宜官至工部侍郎。据《嘉靖建宁府志》卷四载:“建州至宋而诸儒继出,蔚为文献名邦”。“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押于文”。柳永出身在这样一个儒宦家庭，从小生活在自然风光秀丽，人文风俗昌盛之地，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氛围的熏陶，为他成为一个杰出词人打好了根基。他从青年时代离家赴汴京应举时起，便大力开始了词的创作。与此同时，他却科场失意,屡试不中。此后更由于此,遭到排斥,他便以“才子词人”、“白衣卿相”自居，长期混迹于青楼楚馆、教坊里巷，与歌妓、乐工等下层市民为伍，将全副精力为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广为演唱的词曲，同时亦从中获取生活所资。下面是人们对他专业词人的看法：

（1）罗烨《醉翁谈录》即云：“曹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由此可见,他的确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专业词人。

（2）郑振铎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职业的词人“。

（3）一代词宗唐圭璋先生明确地肯定“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业词人，是宋词昌盛的奠基人”。

虽然在他50余岁时，或迫于生计，或屈从家庭的压力，仍然走上及第仕宦之途，但终70余岁之一生，大半生是以创作词曲为专业，他传至后世的除了《煮海歌》等个别诗作外，惟有二百余首词作。这些词作的数量与质量是他之前的词人无法比拟的，他的词集《乐章集》也“是第一部文人词专集”。因而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荣称为我国词史上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和作家。这一看法几乎成为专家学者们的共识。

柳永也是词史上第一位大量创作慢词的词人。在词史上，第一个大量创制慢词的文人当推柳永。慢词是相对急曲子而言的。在敦煌发现的唐琵琶谱中,有“慢曲子”之名。其特点是舒缓袅娜，调长声曼。慢词是依慢曲子填写的歌词。从今存的词牌上标明了“慢”字的词来看，它的字数一般较多。若以《类编草堂诗余》的说法为准:五十八字以下为小令，九十一字以下者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者为长调,有的慢词则为中调，如《卜算子慢》只有八十九个字。可知，慢词与长调并非一个等同的概念。然而，人们多将慢词与长调合为一谈。若按照这个约定俗成的标准，《乐章集》中的慢词当为一百零三首，占柳词的总数的一半。这个比例在词家中是极为罕见的。据《钦定词谱》所言，柳永共创新调十八个，其中绝大多数是慢词。

北宋之初，沿袭花间、南唐之风,是令词的一统天下。只有到了柳永手里，才大量创作慢词，并广为传唱，真正开创了宋词的新天地。

薛砺若先生的《宋词通论》肯定地说：“北宋慢词真正肇始的人物，不是晏欧关聂等人，而为此`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柳三变。”热情地称赞他“是北宋慢词造始的人物，是词家革命的巨子”。

宋词发展的第二期——“是花之怒放时期、是创造时期,同时也是北宋词最灿烂、最绚丽的时期”标定为“柳永时期”。确实，柳永是词史上第一位大力创作慢词的大家，他的《乐章集》中一大半作品属慢词,达140首左右，令词反而为数甚少，这是他之前的词人无法比拟的，也是他之后的词人难以比拟的。不仅在数量上如此，他还成功地打破了传统文人词含蓄短小、以比兴手法为主导的创作模式，从乐曲、体制、结构、表现手法上开创了新的途径，为宋词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他首创“以赋为词”，成功地将辞赋家的铺叙手法用来作词，开拓了词学创作的新途径——“屯田蹊径”，创造了一套适合慢词长调的表现手法，被人称为“柳氏家法”。因而，柳永在词史上完全是一个名实相称的第一位大量创作慢词的大家。

柳永是词史上第一个开创理俗词派的代表词人。词原起于民间，敦煌曲子词充分反映了词的草创时期的面貌，保留了民间理曲俗词的本色。但进入文人手中之后，词走上了雅化的道路。

到了柳永时，由于他长期流连街坊巷曲，并成为替歌妓、乐工创作的职业词人，为了适应市井歌妓的演唱和市民阶层的欣赏，他“以俗为美”，在词的语言、结构与风味上，更多地继承、发扬了民间词的俚俗本色，将词从士大夫文人的沙龙引向了市井街巷的广阔天地，开创了宋代的理俗词派。

《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

宋人也早已指出柳词近俗。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骸骸从俗，天下咏之”。黄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亦云:“(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便俗,故市井之人悦之”。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

诚然，柳词语言通俗，不避理语，易唱易记，深为广大市民阶层喜爱，因而流传最广，传播最远。可见柳永理俗词的魅力与流行的状况。

第二、柳永的贡献柳永的贡献主要在哪些方面呢？概括起来，有如下四点：

一是词的题材领域的大幅度拓展。和柳永同时的晏殊、张先和欧阳修等贵族词人,虽然也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佳作，但是在题材方面，并没有超出西蜀词和南唐词的范围，多数都是娱宾遣兴、流连光景之作。真正大幅度地拓展了词的题材领域的是柳永。是他第一次真实地、多角度地描写了当时朝野上下的晏安游乐与大都市的节物风光，把“仁宗四十二年太平”光景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所谓“升平气象,形容曲尽”，是他第一次以平等的、同情的心态描写歌妓的悲惨生活和不幸命运，为歌妓的从良、自由和解放而大声呼喊；是他第一次以慢词的形式咏史怀古,气势苍莽，感慨深沉，从而为此后的咏史词和怀古词导夫先路。

二是词的语言的进一步丰富。唐五代以来的词的语言，主要是两个来源。一是诗的语言，所谓“就唐人诸家诗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采择用之”，如温庭筠、冯延巳、李煜、晏殊、张先、欧阳修诸人就是这样。另一个来源是市民口语。如唐代民间词，以及韦庄、尹鹗等人的部分篇什。

就柳永的全部歌词来考察,于中自然不乏传统的词赋语言,但是通俗、生动、泼辣的市井语言却占了多数。这就不仅从另一个方面大大地丰富了词的语汇，使之获得了更多的生活感与现实感，找到了语言艺术的源而不是流，不仅亲切、平易、明白家常，使之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和听众，而且昭示了中国文学及其语言的新的发展方向——由雅而俗,由贵族化而平民化。

三是慢词的大量创作及其一系列艺术法则的初步建立。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来首。宋初词坛,词人习用的仍是小令。据统计,张先、晏殊和欧阳修分别存词164首、136首和241首，他们所作的慢词分别为17首、3首和13首，仅占其词作总数的10.3%、2.2%和5.4%；柳永存词212首，所作慢词竟达125首，占其词作总数的58.9%，居唐五代宋初词人之首。

为着配合慢曲在音乐上篇幅大大加长的特点，柳永在吸收汉魏六朝抒情小赋和民间慢词之营养的基础上，创造了慢词的铺叙手法，以赋为词,层层铺叙，一笔到底，始终不懈。又首创领字和双拽头等等，为以后的词人开启无数法门。

四是平民风格的重建与平民意识的发扬。词，本是起源于民间的一种通俗的音乐文学样式，自从中晚唐以来的文人染指之后，这种文学样式便渐渐地丧失了它早期的真率、通俗、质朴与刚健的平民风格，而在雅化、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只是到了柳永，才真正把它从贵族的歌筵舞席再次引向勾栏瓦肆、山程水驿乃至一切有井水的地方，扩大了它的社会基础,恢复并加强了它的平民色彩。他以自己的真率、朴素、清新的词句，以对普通市民的生活、情感与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发自内心的对于人生忧患的深沉感喟，一扫贵族词坛的典雅、雍容、无病呻吟和装模作样，闪现着平民意识与人文精神的光芒。

这四个方面的突出贡献正是当时的贵族词坛所缺乏的。宋词之开始具备自己的品格与面貌，即以这些重要的突破为表征。

结论：柳永的“三个第一”是无可置疑的，它是宋代词坛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词曲发展史上一个突出而罕见的现象，可将其命名为“柳永现象”。

“柳永现象”的出现是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的。它标志着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能充分反映社会面貌、能细致表现复杂情感的慢词长调繁盛的新时代；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通俗文学与传统雅文学分庭抗礼的新时代；它也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商业经济高度繁荣,市民阶层大为壮大,职业文人开始出现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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