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习俗,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有哪些？

  重阳节的历史非常悠久北京习俗，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三国时代，曹丕所著的《九日与钟繇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能看出，“九”为阳数，九月九，两九相重，古人认为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
  在魏晋时期，民间有了在九月初九这天赏菊、饮酒的风俗。及至唐朝时期，九月九日才被正式定为重阳节，成为正式的民间节日。从此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民间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活动，以示庆祝。说起重阳节，很多人都会想到“登高”这一习俗。在老北京人的心目中，金秋九月，天高气爽，在这个日子里登高远望能免灾避祸。
  关于重阳节登高的习俗，还有一个传说故事呢！相传在东汉时期，汝河里住着一个凶狠的、被称为“瘟魔”的怪物。只要瘟魔一出现，周围的老百姓就要遭殃，几乎每家都有人病倒，甚至丧命，弄得这一带人心惶惶，老百姓为此愁眉不展。其中有一个叫恒景的人，他的父母都在瘟魔的作恶下因病而死了，他自己也因此差点丧命。
  从病魔中活过来的恒景决定去外地访仙学艺，为乡亲们除去瘟魔。于是他依依不舍地辞别了媳妇和年幼的儿子，踏上了学艺之路。他四处访师寻道，访遍各地的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在东方有一座最古老的山，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恒景不畏艰险，在仙鹤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那位仙长。
  仙长听他细说了目的后，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将降妖剑术毫不保留地教给了他，还把宝贝的降妖宝剑送给了他。经过一年的勤学苦练后，恒景终于将仙长的降妖剑术学会了。一天，仙长对恒景说：“明天就是九月初九了，在这天瘟魔又会出来作恶，如今你已经将消灭他的本事悉数学会，能回去消除这个孽障了！”临走的时候，仙长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酒，而且密授避邪用法，让恒景骑着仙鹤赶回家去。
  在九月初九这天的早晨，恒景回到了家乡。还没有来得及回家看看，他就马上将乡亲们喊来，按照仙长的叮嘱，吩咐乡亲们登上家附近的一座山上，而且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壶菊花酒，做好了降魔的准备。及至中午时刻，在一连串的怪叫声中，瘟魔出现了，但是它刚扑到山下，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时，突然脸色大变，停下了脚步。
  看到这情景，恒景赶紧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来，与瘟魔搏斗了几个回合，就将他刺死了。老百姓们为了感谢恒景的大恩大德，也为了纪念这个除掉恶魔、恢复安宁的日子，就把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的风俗看作是免灾避祸的活动，年复一年地流传了下来。每逢重阳佳节，老北京人中的老一辈都喜欢向孩子们讲述这个大快人心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中，孩子们也对重阳节有了更深的了解。老北京人对重阳节非常重视。在重阳节时，除有登高的习俗外，还有佩戴茱萸、赏菊、饮菊花酒、吃花糕、食烤肉、涮羊肉、吟诗作赋等习俗，一直流传至今。登高。在老北京，重阳节有登高的习俗。明清时，北京地区登高颇盛，《燕京岁时记》云：“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
  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在这天，紫禁城中的皇帝都会亲临万岁山（如今的景山）登高拜佛，祈求福寿平安，并观览京城风光。旧时，老北京人喜欢登的是西山八大处、香山、五塔寺、北海、景山五亭、陶然亭等地，在登山的过程中，玩到高兴时，还会吟诗作赋、吃烤肉。
  对此，《燕京岁时记》就有记载：“凡登高，必赋诗饮酒，食烤肉，洵一时之快事。”吃花糕。“中秋才过近重阳，又见花糕各处忙。”吃花糕是老北京重阳节时必不可少的习俗之一。不仅民间风行制作吃食花糕，在清代宫廷里，重阳节时也要举行“花糕宴”。周密写的《武林旧事》一书中记载：“九月九日重阳节，都人是月饮新酒，汎萸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糅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
  ”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上也说：“九月蒸花糕，用面为糕，大如盆，铺枣二三层，有女者迎归，共食之。”从中足见花糕在当时的流行程度。据说这一习俗与登高习俗有关。“糕”和“高”同音，作为节日食品，最早是庆祝秋粮丰收、喜尝新粮的用意，之后民间才有了登高吃糕，取步步登高的吉祥之意。
  
  在旧时候，北京的花糕种类非常多，有糟子糕、桃酥、碗糕、蛋糕、萨其马等酥饼糕点，也有糕上码有花生仁、杏仁、松子仁、核桃仁、瓜子仁五仁金银蜂糕，还有用油脂和面的蒸糕、将米粉染成五色的五色糕等。而且，在那时候，花糕还像如今的月饼一样，是京城老百姓馈赠亲友的佳品。

古代北京的结婚习俗有哪些？

  自从元朝定都北京以来，北京的人口除汉族外，增加了很多少数民族，蒙古族就是其中之一。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一些蒙古族的风俗也随之流传到北京，结婚习俗就是其中之一。蒙古族与汉族的结婚习俗有很多一样的地方，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元朝的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曾经专门颁布圣旨确定元朝的婚姻礼制：“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
  ”从忽必烈的圣旨中我们能看出元朝的婚姻礼制存在这样的特点：1。元朝尊重各族人的婚姻习俗，若同一民族的人相互婚配，则遵照自己本民族的婚姻习俗即可。2。若不一样民族之间的人相互婚配，则遵照男方民族的婚礼习俗进行。3。蒙古族具有优先性和特殊性，若其他民族的男子和蒙古族女子相互婚配，则不依照“以男为主”的原则，而是依照蒙古族的婚俗而定。
  当时的蒙古族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即男人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娶妻纳妾，妾的数量没有具体的限制。可是，蒙古族虽然提倡一夫多妻制，但并不表明其两性关系的松弛。实际上，蒙古族对两性之间的关系是限制得非常严厉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对通奸的严惩：一旦发现通奸情况，不论女方是否已经结婚，通奸者都将被处死。
  对此，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蒙古族妇女）她们不但把不贞看成一种最可耻的罪恶，而且认为这是最不名誉的。”在蒙古族妇女的心目中，“忠贞”这一品行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北京作为元朝的首都，生活着很多官宦之家。这些家族之间相互攀比，其中一个攀比的平台就是婚礼的豪华程度。
  在他们的心里，婚礼办得越奢华，越能显示出自己的能耐。于是，元朝初期的北京城，那些官宦之家的婚礼都往“奢华”里办，这就造成了聘金越来越高、酒席越摆越大的社会现象，给整个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恶劣影响。为了消除这一攀比的现象，元朝统治者专门在大德八年（1304年）颁布了一项诏令，限定了结婚聘礼和喜筵的最高金钱额度。
  具体是这样规定的：通常根据家庭财力的多少来分为上户、中户、下户三个等级。上户的婚礼聘金为“金一两、银五两、彩锻六表里、杂用絹四十匹”。中户、下户依次递减。在喜筵的规定上，具体是：“品官：不过四味；庶人：上户、中户不过三味，下户不过二味”。以上是元朝时期蒙古族的结婚礼制，汉族呢？实际上，当时的汉族人民对结婚礼俗是非常重视的。
  大概的规矩是：男女双方一旦订婚后，男方家要给女方家一笔钱财作为聘金，俗称“财礼”。在举办喜宴的前一天，新娘子有沐浴等习俗，但这些习俗的费用一律由男方支付。在成亲的那一天，男女双方两家还要分别举办喜宴。与元朝北京的结婚习俗相比，明朝时期的婚礼习俗更多、更繁杂、更隆重。
  具体的规定是：在男女双方定亲之前要有“合礼”的仪式，所谓合礼，就是算男女双方的年龄、生辰八字是否般配，若般配，就正式举办定亲仪式，确定嫁娶的正日子，若不般配，则说明双方不合适，二人成婚无望；在正式成亲的前一天，男方家要送给女方一张席、两只公鸡以及其他一些杂物，俗称为“催妆礼”；在正式举行婚礼的那天，男方能穿九品官服，因为娶妻有“小登科”的俗称，而女方则一定用凤冠霞帔，一方面有祈求吉祥如意的意思，另一方面则表明自己是嫡妻。
  关于这一习俗，《清稗类抄》有明确的记载：“明时，皇妃常服，花钗凤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相传谓出于明初马后之特典。
  ”待男方将女方娶回家后，在进门之前，会先将马鞍放在地上，让女方跨鞍而过，称作“平安”；在入洞房之前，男方还会请阴阳先生以五谷杂粮在洞房内“撒帐”；结婚三天后，女方的娘家会给女儿送来一些衣物和食品，而且去看望男方家的亲戚，俗称为“三朝”……从明朝的结婚习俗能看出，它与元朝时期的婚礼习俗有很大不一样，吸收南方婚礼习俗的元素多一些，显得非常朴素、喜庆、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