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地方待得多好，也不如自己家好啊。整片神州大地，都是我们的家呐。”

在《西藏的孩子》一文中，姑姑德吉为了让去内地上学的罗布放轻松，满含深情地向他描述了内地的友好与和善。

当同学们表演完藏戏《卓娃桑姆》的选段后，罗布写道：

“有一位中年藏族妇女急匆匆地跑到后台，抱着我们哭，激动地跟我们说：‘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没有想到在内地还能看到咱们民族的戏剧，今天晚上我太高兴了！’”

自此之后，罗布明白了“中国一词就是一个团结的度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血脉与文化相融的大家庭。”

不仅仅是藏族，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水乳交融，各族“大团结”！

而中国之外的民族，则是饱受分离主义的困扰，各族之间要闹“分家”——战乱的中东，分裂的英联邦都是苦不堪言。

那么，中国56个民族究竟有多团结？是什么让56个民族如此团结的呢？西方民族世界是怎样的呢？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56个民族“大团结”

作为一个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巍然屹立的伟大民族，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自华夏伊始，繁衍栖息于中华大地的各民族互帮互助，从未有过中断。

今日，中华民族成为了中国56个民族的统称，“中华民族”囊括了生活于中华大地所有民族、及海外华侨华人。

而“中华民族”一词并非是一成不变、自古有之的，而是伴随着各民族的“大团结”，自然衍生而来的，是各族人民“心连心”的成果。

在中国古代，“中华民族”一词虽然没能口口相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是缺失的。

事实上，“华夷之辨”就是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孕育雏形。

纵观周人构造的“天下观”、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隋唐时期的“华夷一家”的主张，我们就完全可以发现“中华民族”顺应天时，是中华大地的“大团结”。

20世纪初，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梁启超感到心痛不已，他谨怀民族忧患意识，从民族未来出发，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里提到：

“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他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引起了社会各界关于中华民族的大讨论。

尔后，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理论，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提出建设大中华民族的“国族”理论，“中华民族”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燎原之火。

1939年，顾颉刚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56个民族大团结”成了街头巷尾的传颂之语；

毛主席亦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底蕴得到了伟人的肯定！

而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费孝通先生认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倘若在清晨散步时遇到年迈的老人，他们一定会深深地赞同费孝通先生的话——这些经历过美国封锁的老人表示：

“当年屈辱之时，中华民族一词就成为了抗战时期凝聚人心的口号。咱们56个民族，就是一家！”

如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从“中华民族”之中升华而出，56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回溯审思，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厚重文明发展史，稍稍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五千年的历史，带来的不仅仅是“四大发明”等惊艳世界的成就，更是中华大地上，多元民族诞育交融、共生共存的发展历史——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

无论西方人如何搞破坏，他们都不能撼动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是因为，中国56个民族交融之深厚，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

二、中华民族大团结

首先，仁爱思想为中国56个民族大团结带来了深深的心理认同。

“仁爱”思想起始于孔子“仁学”理念，其后不断得到衍化发展，成为一个集人格修养、伦理道德、政治理想于一体的价值体系。

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天命、仁、礼为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的思想体系。

但“仁”并非孔子首创，从可考究的史料记载来看，“仁”字出自《尚书·金滕》“予仁若考”的表述，意指美好的品德。

孔子则将“仁”提升至“仁爱”的思想高度，从“人”与“爱人”的角度加以阐释，但究其共同本质，则可用“仁爱”作为表述。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便是“仁爱”思想的直接产物，这一句话从数千年前就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奠定了基础。

孟子在继承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上扩展了其内涵，“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进一步深化了“仁爱”思想的内涵。

随着大一统的实现，汉代董仲舒则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提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的思想，将“民族团结”介绍给了身边的皇帝。

在《西铭》中，张载以更加高远的境界表达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理念，使得民族团结彻底被烙刻上了“仁爱”二字。

此后，庄子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下一家的意识；

宋代程颢在《识仁篇》中表达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

王阳明在《大学问》里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

经过这些古代先哲的思想升华，仁爱思想逐渐超越了亲人之爱和血缘之仁，上升至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崇高境界。

“仁爱”思想最终衍生出了“天下一家”的意识，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传统文化底蕴。

其次，“和合文化”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卯上了钉子，钉牢了“团结”二字。

不管是毛主席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还是新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皆是承继了这种“和合”文化的精神底蕴。

“和”、“合”二字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和金文中。

“和”最初意指音乐的和谐，后来逐渐被引申为和谐、和睦等意，“合”更多用来表示不同事物之间的融合。

但是，“和合”二字连用则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的表述，意思是商契能够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道德教化方式和合为一，确保百姓安身立命、和睦共处。

此后，“和合”文化不断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团结注入了勃勃生机。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团结和睦。

“以和为贵”是中国自古以来便遵循的优良传统，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倡导以和为贵，贵和尚中。

历代先哲关于“和合”文化的论述都体现了友善、和爱、和睦、团结的道德理念，孟子提出：“君于莫大乎与人为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这些思想都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团结和睦、和睦共处的和合理念，自然也为中华民族大团结注入了动力。

此外，“和而不同”是保证56个各异的民族和睦共处的重中之重。

“和而不同”是中华“和合”文化的重要价值理念，出自《论语·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而“和合”文化体现在国家外交层面，即是“协和万邦”理念。

“协和万邦”的理念来自于《尚书·尧典》：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表达了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能使百姓和睦亲密，表彰有善治能力的官员，能够使各诸侯国关系融洽，进而达到天下和平。

中国各民族高度肯定了“和合”文化的价值意义，称这“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

同时，“大一统主张”也是我国56个民族和睦共处、手牵手、心连心的一大助力。

中华文明之所以以生生不息之态绵延数千年之久从未有过中断，与我国自秦汉时期就确立的大一统思想观念紧密相关，大一统主张是维系中华文明千年延续发展从未有过中断的强大思想。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着国家属性,蕴含着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民族观。”

回溯历史，虽然我国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战乱征伐、政权更替和民族冲突，但是却始终能够在历史逻辑演进过程中保持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底色，不断延续中华文明发展历史。

这是因为无论哪个民族夺取政权，都会以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原则，始终秉承和延续大一统主张，维护民族团结。

大一统思想伴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自秦朝结束长期战乱频仍的混乱局面，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实现大一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伊始，大一统思想开始形成。

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以德治国”的思想主张，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与政治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一起，使大一统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创造了历史上长达几千年的大一统局面。

其后经过隋唐大一统和元明清大一统发展，在清代实现了民族大融合，最终确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创造了民族融合发展的大一统局面。

虽然期间屡次历经民族冲突，但是在大一统思想的主导下，中华民族始终没有消亡，而是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实现了融合与共生。

在电影《太阳鸟》中，“象征爱的太阳鸟崇拜，推及远古文化起源的鸟文化，以多元差异的一面与龙文化并立，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文化古老的源头。在这里，少数民族文化不再是主体民族文化的补充，而是与之多元并立。”

电影《兰陵王》同样被“搁置在一个百越文化，也就是凤的文化的背景上”，导演在阐明自己的创作意图时坦言：

“因为中国人始终认为我们是龙的传人。其实我们也是凤的传人。”

文艺作品中，成群地奔腾的牦牛是藏族的力量，千万匹疾驰的骏马是蒙族的力量，山野间绵延的火把是彝族的力量……这些力量，你无法征服，无法毁灭，更不能忽视。

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民间传说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它们理应与中原汉文化多元并立，这种重要性不应因为“你是多数而我是少数”就打上折扣。

少数民族不再是那个深山老林戈壁荒漠里愚昧落后、亟待汉族拯救的对象，他们的文化同样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力量的源泉，他们的文化也有“红硕的花朵”，可以作为“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与中原汉文化站在一起。

由此观之，在“仁爱”、“和合”、“大一统”思想的引领下，中国56个民族历久弥坚，“和为一家”！

西方人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不攻自破。

事实上，当西方人想要中国“后院起火”的时候，其自身其实已是自顾不暇。

三、西方的民族割裂

西方的民族割裂现状正如米歇尔德舍陶所说，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

“除瑞士外，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曾试图通过同化或排除其内部民族，而将自己变成单一民族国家”。

但是，“各种同化都无济于事，都无法使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完全融入成单一的文化”；

“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还是新兴民族，只要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信仰和制度，他们事实上是不可能毁灭的；迫害他们，屠杀他们，不仅不能消灭他们的民族感情，反而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加强。”

尽管如此，西方大国仍然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途径大肆鼓吹，造成了民族割裂有理，民族割裂光荣的气氛。

似乎只要一个多民族国家解体了，各民族都能独立建国，这就是通往繁荣和富强之路。

事实上，民族割裂就是历史的倒退。

这些人为实现其政治诉求，恐怖主义活动往往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武器。

许多恐怖活动愈演愈烈，超越了一国范围而蔓延到世界各地。

在中东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是在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人试图用武力消灭它，但没有成功。

畏惧于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实力，四处漂泊的巴勒斯坦人暗暗发誓，欲将以色列人从地球上抹除。

因此，恐怖活动就成了巴勒斯坦人的“利器”。

出于同情与怜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巴勒斯坦人的努力表示支持。

1973年，波斯湾附近的国家做出实际行动，以“石油禁运”来敲打以色列。

然而，巴勒斯坦人却是在“恐怖活动”的道路上不再回头，甚至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黑九月”事件——近五万名约旦人和巴基斯坦人火并数月。

自此，中东地区陷入以、巴双方怨怨相报的恶性循环中。

尽管巴勒斯坦人一度宣布“放弃恐怖主义”，但是由于手上沾染的鲜血实在太多，而且内部意见各异，因此恐怖袭击的枪炮声一直萦绕在中东的上空。

除去中东，英联邦则是另一个分裂的典型。

尤其是在北爱尔兰地区，暴力恐怖活动频发，流血冲突不断。

上世纪70年代，一名英国伞兵将一名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残忍杀害，史称“血腥星期天”事件。

北爱尔兰民众当即怒不可遏，英军接连遭遇暗杀、袭击。

在欧洲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恐怖活动与北爱尔兰相比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上台之后，不仅剥夺了当地巴斯克人的自治权，甚至采取了血腥镇压活动。

面对着残暴的佛朗哥，巴斯克人成立了“埃塔”组织，专以暗杀为职。

许多“埃塔”组织的成员被捕后，都遭到了断肢、针扎等严酷的刑法。

“埃塔”成员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世界各国的同情，在国际舆论的声讨下，西班牙政府被迫修改自治章程，给予巴斯克人更大的自治权。

然而，“埃塔”对此并不买账，甚至提出了“分裂西班牙和法国以建立巴斯克共和国”的惊世愿想。

这使得“埃塔”组织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

可见，大搞“分家”的西方人已经被自己人所拖垮，他们无力实现多民族的和谐共存，就妄想拖中国下水，可谓是可笑至极！

结语：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中华民族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关系。

在长期的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过程中，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与中华民族同舟共济、休戚与共。

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共同经历过应对外敌入侵，共同挽救民族危亡，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共同谋求国家现代化发展，共同建设了我们越来越繁荣昌盛的伟大祖国。

在未来，我国的56个民族必将携手并进，续写新篇章！

参考资料：

《中国原文化基本精神研究》 李西堂 西安思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流行音乐的民族元素探究》 叶恩瑞 长春大学音乐学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 李娟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传统家文化：地位、内涵与时代价值》 陈延斌 江苏师范大学中华家文化研究院

《论范晔的“大一统”思想》 崔明德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中华民族研究的两个命题》 郭台辉 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