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兰花怎么换盆_一盘搜百科

摘要汪曾祺笔下故乡的民俗风情姚维儒汪曾祺文字中最出彩的部分当数写故乡高邮，而其中写民俗风情的内容当属精品中的精品。在苏北水乡自然环境和民间文化的浸染之下，汪曾祺的文字到处洋溢着"水”的清新、柔美、细腻和淡雅。他笔下人生百态和市井民情的描写与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以及老师的影响息息相关。他用平淡的叙述营造一种诗意的氛围，犹如一幅民国时期苏北水乡的“清明上河图”。汪先生笔下的许多风俗习惯至今还在民

汪曾祺笔下故乡的民俗风情

姚维儒

汪曾祺文字中最出彩的部分当数写故乡高邮，而其中写民俗风情的内容当属精品中的精品。在苏北水乡自然环境和民间文化的浸染之下，汪曾祺的文字到处洋溢着"水”的清新、柔美、细腻和淡雅。他笔下人生百态和市井民情的描写与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以及老师的影响息息相关。他用平淡的叙述营造一种诗意的氛围，犹如一幅民国时期苏北水乡的“清明上河图”。汪先生笔下的许多风俗习惯至今还在民间延续着、演变着。

婚丧礼仪、居所陈设、饮食服饰等等民俗现象，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当然，又绝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文学毕竟不是民俗学。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土风习俗、陈年遗风，或是用于人物出场前的铺垫，或是用于故事的发展，或是用于整个作品情调的渲染。汪先生擅长写民俗风情，也许与他的老师沈从文有关。沈的作品，风俗画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汪曾祺的文字让人们看到他家乡的民俗风情画卷，看到与他乡不一样的文化元素。今天就汪曾祺笔下的民俗风情作个简单的梳理和串联。

汪先生在《黄开榜一家人》里写道：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年轻时吹喇叭。这是一种细长颈子的紫铜喇叭，长五六尺，只能吹一个音：嘟——。早年间迎亲、出殡都有两种东西，一是长颈喇叭，二是铁铳。花轿或棺柩前面是吹鼓手，吹鼓手的前面是喇叭，喇叭起了开路的作用。现在死人出殡，也作兴请吹洋鼓洋号的，声音震耳欲聋，鞭炮禁放了，就放电子炮，沿途每逢转弯过桥，总会“轰！轰！”地放上一焌子。黄开榜还有一件拿不到钱，但是他很乐意去干的事，是参加“评理”，而且是不请自来。两家闹了纠纷，就约了街坊四邻、熟人朋友，到茶馆去评理，请大家说说公道话，分判是非曲直。评理的结果大都是调停劝解，大事化小，彼此不再记仇。两家评理，这地方都作兴到茶馆吃茶吃包子，评理的尤不能缺。

汪先生的《礼俗大全》写吕虎臣和城里马家、杨家、孙家几个大户都是亲戚，时常走动，尤其和孙家是至亲。孙家有什么事，婚丧嫁娶，需要吕虎臣来借箸代筹，一请就到，不请也到。吕虎臣对孙家的世谊姻亲，了如指掌。一切想得很周到，绝对落不了褒贬。吕虎臣帮人家办喜事：吕虎臣事不多，找一个胖小子押轿，花轿到门，姑爷射三箭；新娘子跨火盆，过马鞍……直至坐床撒帐，这都由姑奶奶、姨奶奶张罗，属于“妈妈令”。吕虎臣只关心一件事：找一位“全福太太”点燃龙凤喜烛。“全福太太”即上有公婆父母，下有儿女的那么一个胖乎乎的半大老太太，这样的“全福人”不大好找，吕虎臣早就留心，道一声：“请！”全福太太就带点腼腆，款款起身，接过纸媒子，把喜烛点亮。于是洞房里顿时辉煌耀眼，喜气洋洋。那个年代办婚礼也“随行就市”，汪曾祺笔下的《忧郁症》写“龚家没有大办，只摆了两桌酒席。男宾女宾各一席。”汪曾祺与施松卿决定结婚时，当天逛了北海公园，也就下馆子吃了面，晚上到老师沈从文家报个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的同事孟兄结婚，也就在五柳园办了四桌。现在的婚礼大多奢华浪费，动辄几万几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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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白事有讲究且手续繁锁。汪先生拿他二叔汪常生的丈人孙筱波丧事为例，在《礼俗大全》里较为详细地作了介绍：吕虎臣第一件事是用一张白宣纸，裁成四指宽、一尺多长，写了三个扁宋体的字：“盥洗处”，贴好了，检查检查“初献、亚献、终献”的金漆小木屏，察看了由敞厅到灵堂的道路。“开吊”有点像演戏。“初献”、“亚献”、“终献”，各有其人。礼生执金漆小屏前导，司献戚友踱方步至灵前“拜”——“兴”，退出。“亚献”、“终献”亦如此。这当中还要有“进曲”，一名鼓手执荸荠鼓，唱曲一支，内容多是神仙道化，感叹人世无常；另有二鼓手吹双笛随。以后是“读祝”，即读祭文，礼生高唱：“读祝者读祝”，一个嗓音清亮，声富表情的亲戚就抑扬顿挫，感慨唏嘘地朗读起来。有人读祝有名，读到沉痛婉转处可令女眷失声而哭。其实“祝”里说的是什么，她们根本不知道，只是各哭其所哭。“祝”里许多词句是通用的，可以用之于晴雯，也可以用之于西门庆。

“开吊”最庄严肃穆的一个节目是“点主”。“神主”枣木牌位上原来只写某某之“神王”，主字上面一点空着，经过一“点”，显考或显妣的灵魂就进入牌内，以后这小木牌就成了显考显妣们的代表。点主要请一位官大功高的耆宿。礼生高唱：“凝神——想象，请加墨主！”点主就用一支新笔舔了墨在“神王”上点了一个瓜子点，“凝神想象请加朱主！”点主者用白芨调好的朱砂，盖在“墨主”上。于是礼成。“凝神——想象”这是开吊所用的最叫人感动、最富人情味的、最艺术的语言。其余的都只是照章办事，行礼如仪而已。现在“点主”形式依然照旧，一经点主，亡灵就进入牌位。这个礼仪一般放在火化前一天的“升高”环节进行。

汪曾祺《忧郁症》写龚家“丧事办得很风光。细如意子送了僧、道、尼三棚经。杨家、龚家的亲戚都戴了孝，随柩出殡，从龚家出来，白花花的一片。”死了人请和尚念经做法事，是引渡亡灵让他早日得渡超生，这也是人们对亡者的一种寄托、思念。现在死人做法事，除了主家，也有亲朋好友送“焰口”的，有些人家焰口一台连着一台，煞是热闹。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做丧事的场面起来越大，一般与主家的经济收入成正比，当然也与其思想观念及所处的位置有关。

汪曾祺正月十五出生，那天正好是灯节。他喜欢这个日子，并写下《故乡的元宵节》一文，向世人展示了故乡元宵节的快乐：“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算。元宵元宵嘛。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宵，叫灯节。灯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七落灯。'正日子'是十五。”民间都十八落灯，可能汪先生记错了。“上灯元子落灯面”，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灯节没有狮子、龙灯，没有高跷，没有跑旱船，没有大头和尚戏柳翠，没有花担子、茶担子。这些都在七月十五'迎会'---赛城隍时才有，元宵是没有的。很多地方兴'闹元宵'，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静静的。”灯节的白天虽然不热闹，但草巷口吹糖人的，北市口揑面人的，天地坛拉“天嗡子”的，北城门口看“西洋景”的......照常进行着。到了晚上，整个县城就“亮”起来了。汪家是个大家庭，“各屋里的灯都点起来了。大妈（大伯母）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二妈屋里是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还有一张珠子灯。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一屋子灯光，明亮而温柔，显得很吉祥。”按奈不住的汪曾祺会上街去看走马灯。他说“连万顺家的走马灯很大。”“孩子有自己的灯。兔子灯、绣球灯、马灯……兔子灯大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汪曾祺故乡的元宵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再静悄悄，也作实热热闹闹的“闹”了好几年。届时四乡八镇的人都湧到城里，盛况空前，万人空巷，街上的人都挤抬起来了，每到收场，有些擁挤地段满街都是遗落的鞋子。

我小时候看过“麒麟送子”，汪曾祺在文章中有送麒麟的描述：上午，三个乡下的汉子，一个举着麒麟，——一张长板凳，外面糊纸扎的麒麟，一个敲小锣，一个打镲，咚咚当当敲一气，齐声唱一些吉利的歌。每一段开头都是“格炸炸”：格炸炸，格炸炸，麒麟送子到你家……现在的麒麟送子几乎看不到了，但灯节送灯的习俗依然存在。

都土地出巡是没有什么看头的。短簇簇的一群人，打着一些稀稀落落的仪仗，把都天菩萨抬出来转一圈，无声无息地，一会儿就过完了。最热闹的当数七月半的“迎会”。汪曾祺在《陈四》里有详细的记载：那真是万人空巷，倾城出观。到那天，凡城隍所经的耍闹之处的店铺就都做好了准备：燃香烛，挂宫灯，在店堂前面和临街的柜台里面放好了长凳，有楼的则把楼窗全部打开，烧好了茶水，等着东家和熟主顾人家的眷属光临。这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瓜香果味，飘满一街。各种卖吃食的都出动了。到了八九点钟，看会的都来了。老太太、大小姐、小少爷。老太太手里拿着檀香佛珠，大小姐衣襟上挂着一串白兰花。佣人手里提着食盒，里面是兴化饼子、绿豆糕，各种精细点心。

远远听见鞭炮声、锣鼓声，“来了，来了！”于是各自坐好，等着。打头的是“拜香的”。都是一些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光头净脸，头上系一条黑布带，前额缀一朵红绒球，青布衣衫，赤脚草鞋，手端一个红漆的小板凳，板凳一头钉着一个铁管，上插一枝安息香。他们合着节拍，依次走着，每走十步，一齐回头，把板凳放到地上，算是一拜，随即转向再走。这都是为了父母生病到城隍庙许了愿的，“拜香”是还愿。后面是“挂香”的，则都是壮汉，用一个小铁钩勾进左右手臂的肉里，下系一个带链子的锡香炉，炉里烧着檀香。挂香多的可至香炉三对。这也是还愿的。后面就是各种玩艺了。十番锣鼓音乐篷子、茶担子、花担子、舞龙、舞狮子、跳大头和尚戏柳翠、跑旱船、跑小车......最清雅好看的是“站高肩”。下面一个高大结实的男人，挺胸调息，稳稳地走着，肩上站着一个孩子，也就是五六岁，各种扮相都有，他们并无动作，“高肩”不是本城所有，是花了大钱从扬州请来的。后面是高跷。再后面是跳判的。

迎会的玩艺到此就结束了。后面才真正是城隍老爷自己的仪仗。前面是鸣锣开道，几十面大筛同时敲动。筛极大，得吊在一根杆子上，前面担在一个人的肩上，后面的人担着杆子的另一头，敲。大筛的节奏是非常单调的：哐定定哐，哐定定哐定定哐……如此反复，绝无变化。唯其单调，所以显得很庄严。后面是虎头牌。长方形的木白漆，上画虎头，黑漆扁宋体黑字，大书“肃静”、“回避”、“敕封灵应侯”、“保国佑民”。后面是伞，——万民伞。伞有多柄，都是各行同业公会所献，彩缎绣花，缂丝平金，各有特色。最后是城隍老爷的“大驾”。八抬大轿，抬轿的都是全城最好的轿夫。他们踏着细步，稳稳地走着。轿顶四面鹅黄色的流苏均匀地起伏摆动着。城隍老爷一张油白大脸，疏眉细眼，五绺长须，蟒袍玉带，手里捧着一柄很大的折扇，端端地坐在轿子里。城隍老爷要在行宫（也是一座庙里）呆半天，到傍晚时才“回宫”。回宫时就只剩下少许人扛着仪仗执事，抬着轿子，飞跑着从街上走过，没有人看了。

汪曾祺笔下的迎会场景我是有印象的，按时间推算应该在50年代末，但绝不是为了迎城隍，除迎城隍的内容没有，其他的都有，可能是遇上了什么重大节日。什么打腰鼓、花担子、大头和尚、歪大湖人船、跑旱船、骚癞子、舞狮子，舞龙......印象最深的当数踩高跷和跳判官，踩高跷都是些瓦匠，走累了会倚在沿街商铺的屋沿口休息片刻，跳判官是多人抬起的木架，上面铺设木板，判官一文一武，手执朝笏，边走边跳，跳判官的一般是卖鱼的，舞龙的是米厂业，舞狮的则是搬运工人，玩这些玩意的都有俗成的行业规矩。近几十年大型集会游行的活动少了，规模宏大的当数1991年的撤县建市庆典。1991年到2021年，高邮发展走过了辉煌的三十年。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高邮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汪曾祺的文字追忆着过去，追忆着传统，追忆着原初，给人们酿出的是一股温馨的古风。你看，《受戒》整篇看来都是风俗画。《受戒》所写的佛门与农家比邻而居的谐趣，打破了一般写佛门生活的传统格调，使人们感到佛门生活也不是森严呆板、清心寡欲的，和尚也是人，也具有七情六欲。和尚常做的法事主要是放焰口。“正规的焰口是十个人。一个正座，一个敲鼓的，两边一边四个。人少了，八个，一边三个，也凑合了。”现在我们这里死人，过冥寿都要放焰口，一般八个人居多，死人放焰口一般会在死后或六七做，而且放在家里进行的居多，过冥寿则常常到庙宇里去做。我们家做法事不是极乐庵就是镇国寺。只是现在的和尚更专业化了，手机、电动车配备齐全，只要有需求，可随时组织班子，还是应了“

和尚是职业，居士是信仰”那句话。

《受戒》里写有些地方做盂兰会，在旷地上放大焰口，几十个和尚，穿绣花袈裟，飞铙......飞铙这是年轻漂亮的和尚出风头的机会。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现在的和尚都娶亲生子，嫖婆娘也司空见惯。这里的和尚也打牌赌钱，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神情很庄重：“……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更具有了人情的生动和丰富。对此，汪曾祺曾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这既是一篇对扼杀人性的批判宣言，又是一曲爱情的动人之歌。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极富顽童般的野趣，更具初恋的圣洁。

《大淖记事》给我们展示的则是另一幅民俗画面：大淖是一片水和水边的陆地，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坐在大淖的水边，可以听到远远地一阵一阵朦朦胧胧的市声，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轮船公司东边一拔人，世代相传，都是挑夫。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他们挑稻子、挑砖瓦石灰，挑竹子，挑桐油……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活干，饿不着。挑夫们的生活很简单：卖力气，吃饭。逢年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就是聚在一起赌钱。赌具，也是钱。打钱，滚钱。打钱叫“砸钱”，滚钱又叫“滚五七寸”。这种古老的博法使挑夫们得到极大的快乐。旁观的闲人也不时大声喝采，为他们助兴。这里的姑娘媳妇像男人一样的挣钱，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常常能看见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她们像男人一样做事，说话，嘴里不忌生冷，没出门的姑娘还文雅一点，一做了媳妇就简直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要多野有多野，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汪曾祺对大淖姑娘媳妇的描述，以抒情的笔触，把世俗的劳动生活、劳动场面描绘得色彩鲜明、情感真切。这样，在世俗生活场景中写出诗情画意，就更能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观察，表现世俗生活的高尚意趣。

汪曾祺《故里杂记·李三》描述东大街的李三，让我知晓了土地庙及其“当坊土地当坊了”的由来，李三是地保，又是更夫。他住在土地祠，土地祠每坊都有一个。“坊”后来改称为保了。只有死了人，和尚放焰口，写疏文，写明死者籍贯，还沿用旧称：“南赡部洲中华民国某省某县某坊信士某某……”云云，疏文是写给阴间的公事。大概阴间还没有改过来。土地是阴间的保长。其职权范围与阳间的保长相等，不能越界理事，故称“当坊土地”。李三所管的，也只是这一坊之事。出了本坊，哪怕只差一步，不论出了什么事，死人失火，他都不问。一个坊或一个保的疆界，保长清楚，李三也清楚。

汪曾祺《异秉》对王二的描述最能体现东大街的市井百态：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清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猪头肉则分门别类的卖，拱嘴、耳朵、脸子，——脸子有个专用名词，叫“大肥”。要什么，切什么。到了点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在他的两盏高罩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的时候，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吃完晚饭，总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摊子，他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听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着他的摊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

汪曾祺是一个具有独特审美品格的作家，儒释道的思想观念深深影响了汪曾祺的生命哲学思想，崇尚一种恬淡和谐的社会生活，老师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和淡泊名利的品质也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的审美价值和创作风格。在广泛吸收经验的基础上显示出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正如他自己所主张的“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汪曾祺文字中的民俗风情是作者心中的一处情感，也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故乡的美好民俗风情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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