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揭示社会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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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为了验证自己的社会行为理论，心理学家穆扎菲尔·谢里夫（Muzafer Shefir）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心理学实验，这个实验就是：罗伯斯山洞实验
◉Muzafer Shefir 罗伯斯山洞实验
▌冲突和偏见
在这个实验中， 21 位 11岁的小男孩被带到了奥克拉荷马州的Robbers Cave 州立公园去参加一个夏令营。他们不知道其实自己是一个实验的被试。在这个旅行之前孩子们被随机分为两组。正是这两个小组构成了Sherif研究两组人之间如何产生偏见和冲突的基础（Sherif et al. 1961）。
当孩子们到达的时候，他们住进了单独的小屋里。而且在第一个星期中，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组人的存在。在游泳和徒步旅行中他们相互熟悉。两个组都给自己选了名字，并将名字印在自己的衬衫和旗子上：一组叫做老鹰队，另一组叫做响尾蛇队。
▌相互咒骂
两个组建立起来了，实验进入了第二阶段。两组人第一次发现了对方，在不久后组与组之间的冲突迹象以语言上的侮辱这种形式出现了。
可是相互咒骂还不够。实验者希望大大加剧冲突的程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让两组人在一系列的竞赛中相互竞争。这渐渐加重了两组人之间的敌意，特别是两个组的所有得分被加在一起，而响尾蛇队最后得到了总分第一的奖杯。他们没有让老鹰队忘记这次失败。
响尾蛇队在球场上插上自己的旗子，将其据为己有。随后两组人开始相互咒骂，还唱着侮辱对方的歌曲。不久后，两组人就拒绝在同一个房间里吃饭了。
▌重归旧好
两组人之间的冲突被成功激化之后，实验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实验者可以让两组人和好吗？首先，他们尝试组织了一些两个组一起参与的活动，例如看一场电影和放鞭炮，不过没有一样管用。
实验者然后尝试了一个新的办法。他们把孩子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并给了他们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中，孩子们被告知一些破坏者蓄意袭击了他们的供水系统。在两组人成功合力扫除一个龙头旁的障碍后，第一粒和平的种子被播下了。
在第二个问题中，两组人需要一起凑钱去看一场电影。他们选定了一部大家都愿意看的电影。在那天晚上，两个组的成员又一次聚在一起吃饭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孩子们又“意外地”遭遇了更多的问题。关键的一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了更高一级的目标：两个组里的孩子们一起合作完成牵涉到他们共同利益的事情。最终，所有的孩子决定坐同一辆大巴回家。他们终于和解了。
谢里夫从这项研究以及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其他类似研究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认为各个团体自然地发展形成自己的文化、人员身份结构和界限范围。我们可以把 这两组孩子想成是微观世界中的两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政府、法制系统，并且他们划定界限，以此将自己和邻国区分开来。无论是在这两组孩子间还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是从这些内部结构中产生了冲突的根源。
谢里夫的研究如此出名的一个原因在于，它说明了不同团体间如何才能得到和解，和平之树如何才能繁茂。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对更高一级的、延伸到团体的界线以外的目标的聚焦。似乎这也就是使响尾蛇队和老鹰队和好的原因。
▌三组实验
总是被人们遗忘的是，这个实验并不是这种类型中的第一个，而是谢里夫和同事们完成的一系列实验中的第三个。之前两个实验的结局就没有这么圆满了。在第一个实验中，孩子们团结起来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而在第二个实验中，他们又联手对付实验者。这又该如何改变我们对于原本的Robbers Cave实验的看法呢？
Michael Billig认为从这三项研究来看，Sherif的工作中涉及到的不只是两个组，而是三个。实验者本身同样也是系统中的一部分（Billig, 1976）。实际上，如果加上实验者，很显然他们是最为强大的一组人。两组孩子间的很多冲突都是实验者们精心安排的。实验者们有制造两组孩子间争端的强烈愿望。实验如果失败，正是他们的损失最大，而如果实验成功，也正是他们的收获最多。
▌实力关系
这三个实验中一个有“圆满”的结局，而另外两个并不那么圆满。它们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强大的团体试图操纵两个弱小团体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有时候他们可以公平竞争（实验三），有时他们会联合抵抗共同的敌人（实验一），而有时他们又会联手对付更强大的那个团体（实验二）。
心理学家Frances Cherry觉得是第二个实验让这种分析显得可信。当开始反抗实验者的时候，孩子们显示出他们明白了自己是如何被操纵的（Cherry, 1995）。虽然Robbers Cave实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次“成功的”研究，和其他两次实验相比它显得更为实际。可是Cherry认为，在现实中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团体之间实力不均。
▌弱小的团体可能会反抗
团体之间不均等的实力从本质上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动态力量。无论是国家、公司，还是家庭，如果一方的实力更为强大，那么突然间就有机会产生精心安排的竞争与合 作，更不用说还有可能出现的操纵了。不过，操纵其他的团体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弱小的团体并不总是按照给他们制定好的规矩做事。如果这不算是Robbers Cave 实验以及之前两个实验留给我们的一个持久的信息，那么它或许是一则更为微妙的信息。
◉Henry Tajfel 群体形成实验
一个群体和随之形成的偏见有可能形成于很短的时间内。实际上，他们认为即使在成员之间没有面对面的交流，相互之间互不认识，而且他们的“群体”行为没有实际影响力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形成群体。换句话说，他们从这个徒有形式的群体那里完全无法获得任何得失。
形成一个“群体概念最为淡薄的群体”
Tajfel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证明他们想法的简单有效的方案。一些14、15岁的男孩作为被试被带进实验室，并且看了Klee和Kandinsky两人画作的幻灯片。他们被告知，实验者会根据他们对于这些画的偏好将他们分为两组。
当然，这是一个为了在他们心中产生“我们”和“他们”的概念的谎言。实验者希望这两组孩子对于谁和自己同组，组别意味着什么，或者他们有什么得失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任何概念。
在安排完之后，孩子们一个一个被单独带入一间小隔间。然后每人被要求将虚拟货币分发给两个组中的其他成员。他们知道的信息只有那些男孩是属于哪个组的，以及属于那个人的一个代码。
为了弄清楚在自己这组和对方的那组之间这些孩子更偏向于哪一方，实验者设计了一系列的规则。在其他的一些试验中规则被稍作改动，以便于验证一些其他理论。这些孩子在分发虚拟货币时是否：
公平?
为了获得最大的共有利益?
为了获得最大的本组利益?
为了获得两组间最大的差距?
有所偏袒?这包含了最大本组利益和最大两组间差距的结合。
▌令人吃惊的发现
根据孩子们分发虚拟货币的情况来看，被试确实证明了群体成员间典型的行为界限：相对于其他组的成员，他们更偏向于自己组的同伴。在其他很多试验中，这种格局持续地得到发展，而且在其他的实验中得到了复制。如果你能相信的话，在这些实验中，群体概念甚至更加淡薄。
在我第一次看到这项实验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它太令人吃惊了。要知道，那些孩子完全不知道谁“和自己”在同一组中，以及谁在另一组中。但是，关于这项实验最为令人费解的一点在于这些孩子从偏袒自己这组中完全无法得到任何好处——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东西左右他们的决定。
在现实世界中有一个很好的偏袒自己的群体的理由——一般来说这对你自己也是有利的。你通过保护像你一样的其他人来保护自己。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不过，Tajfel认为，有一些东西左右了男孩们的决定。那是一种非常微妙而又无比深刻的东西。
Tajfel相信人们的身份是建立在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之上的。举例说，想想你自己属于什么群体：比如在工作上，或是在家庭中。你自己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这些群体来定义的。换言之：你所属群体的性质决定了你的身份。
鉴于这种说法，我们希望成为地位高、形象良好的群体中的一员就再正常不过了。不过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地位的高低是在比较中才能看得出来的。也就是说：知道自己所属的群体高人一等就需要有另外一组可以让我们俯视的群体的存在。
那么，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实验中的那些男孩确实有理由在分配虚拟货币的时候变得自私。这完全是通过让自己的这组看上去更优秀，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份。
▌群体成员的向心性
社会认同理论说明，我们的身份是由我们所属的群体塑造的。其结果就是我们有目的地改善自己的群体和其他群体相对的形象和地位。
Tajfel和同事们的实验表明我们所从属的群体对于自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激励的情况下还是会加入持续时间最为短暂的群体。然后我们会自发地让自己所属的群体看上去比其他群体更优秀。
我们所属的群体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经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如此轻易地加入不同的群体，这些都是关于人性微妙而又深刻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