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男女而言，婚姻制度意味着不同的未来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而《婚姻故事》中，处在妮可和查理婚姻矛盾中的一个要点便是两人所希望生活的地点完全不同，前者希望回到洛杉矶——也是她成长、事业和亲人的生活之地——继续自己的演艺事业，而后者则希望依旧待在纽约，做自己的戏剧工作。我们通过妮可后来对查理和自己女律师的抱怨能发现，在纽约她几乎成了查理的某种附庸，查理敷衍着她想做导演的要求，并且周围的朋友也大都是查理的。
《婚姻故事》剧照。
婚姻生活中的种种复杂处境，绝不只是出轨情伤这样的狗血剧。更多时候，它们是一些更古老也更难解的心结。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去回溯婚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它在当下可能面临的挑战。或许是时候，我们尝试去改善它，想象一种更好的亲密关系。
撰文 | 重木
01
婚姻，一种既新又旧的关系
在诺亚·鲍姆巴赫导演的《婚姻故事》里，有几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且感慨万千。一是在洛杉矶房间里，妮可和查理之间的激烈争吵，曾经堆积的不满、愤恨和诅咒像泄洪般冲击彼此；第二个场景是在协商抚养权的法院房间里，彼此律师们像放大镜般抓着他们各自的缺点和日常生活里的小问题，对此进行严刑拷打，步步紧逼；最后便是查理坐在床边陪着儿子读妮可写的那封信。即使当妮可已经知道他们的婚姻濒临结束时，她还是承认自己一直都爱着查理……
在这部看似日常甚至琐碎的《婚姻故事》中，这几个情节在某种程度上极具典型性，即它们其实都从不同的侧面展现或是揭露了这个叫做“婚姻”的关系或说是制度在每个人的亲密关系中所存在、或所隐藏的东西。而在这部电影中，当我们跟随着这两个“离婚比结婚更复杂且纠缠”的夫妻故事往下走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看似属于个体的问题背后实则于水面下有更巨大的冰山在制约着故事的发展。而在其中，“婚姻”——就如电影题目所提醒我们的——或许是这段兰因絮果关系中最核心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婚姻故事》剧照。
当如今我们讨论婚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古老且跨文化的社会关系与制度。就如爱情一样，当我们追溯婚姻的谱系时便会发现，这一被置于我们当下现代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核心部分的关系实则既新又旧，而与此同时，伴随着现代启蒙的确立，曾经覆盖在婚姻制度上的层层累积物在渐渐地消失或被去除，也把另一些新的意识形态纳入其中。尤其诸如爱情、自主与个体选择等现代观念，从而使得婚姻制度如今被一层层几乎是玫瑰色的外表包裹着，常常让我们忘了其中始终存在着的某些几乎是难以挪动的本质、结构和特点。
我们或许可以说，婚姻制度虽然会伴随着历史和文化而进行一定的流变和发展，但在其所诞生的最重要时刻，却依旧是赋予它真正社会功能的重要起源。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他通过对诸多原始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分析发现了一个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基本结构，而在其中最核心的两部分便是：
（1）乱伦禁忌；
（2）外婚制；
二者既彼此独立，同时又彼此联系和支持，由此才能开启人类社会——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父权社会——的诞生和运作。
《婚姻故事》剧照。
乱伦禁忌禁止了部落内部的异性通婚。这会直接引起部落人口的下降，进而导致其可能面临灭亡的危险，因此外婚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其中，女性被当做交换的物品，在不同部落之间流通，并通过她进一步加强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新的权力联盟。在《婚姻故事》中，处在妮可和查理婚姻矛盾中的一个要点便是两人所希望生活的地点完全不同，前者希望回到洛杉矶——也是她成长、事业和亲人的生活之地——继续自己的演艺事业，而后者则希望依旧待在纽约，做自己的戏剧工作。我们通过妮可后来对查理和自己女律师的抱怨能发现，在纽约她几乎成了查理的某种附庸，查理敷衍着她想做导演的要求，并且周围的朋友也大都是查理的。对于因婚姻而来到这个陌生之地的妮可而言，她的处境其实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状况，即外婚制使得女性离开自己的熟悉之地，进入那个完全陌生的丈夫部落，成为一个后者内部的他者。
也正是在这里，当许多评论谈及《婚姻故事》中妮可话语中的女性意识时，我们需要追踪的遗迹其实更为久远，同时也从这些残存的痕迹中再次发现我们当下的婚姻制度中一个十分重要但是也正在被削弱的特性，即它是一个用于对女性进行交换的手段。而这一目的与其后随之建立的整个父权制结构与意识形态都息息相关。虽然鲍姆巴赫所讲述的这个美国大都市中的婚姻故事里并未涉及鲜明或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另一方面——就如福柯在其《惩罚与规训》中所指出的——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牢牢地遍布，并且把处于制度中的个体束缚其中。而且福柯还进一步指出，权力远远并非压迫性的，相反，它具有极强的生产性。因此，婚姻制度中那些促使它诞生和坚固的元素本身看似消失了，其实也只不过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变而改头换面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02
对男女而言，婚姻制度意味着不同的处境与未来
在根据韩国作家赵南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在外人看来，金智英有着令人艳羡的生活：丈夫温柔体贴、孩子漂亮乖巧，她也不必外出工作……但即使如此，有时候她总觉得“自己像是被囚禁在什么地方，总觉得越过这面墙壁，应该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还是碰壁”。当我们比较这部电影与《婚姻故事》中的两段婚姻时，它们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而在其背后或许也正是列维-施特劳斯所发现的那个关于人类（父权）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起作用。处于婚姻中的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都被建构为整体的弱势地位，这一点无论在法律、社会还是习俗传统中都如此，即使在某些特定时刻特定的女性或女性群体利用自我能动性来争取一定的空间，但这些抗争和所能争取到的权限也往往都十分有限，而不足以改变她们在自己时代所遭遇的普遍境遇。
《82年生的金智英》电影剧照。
事实上 ，这不是一个新现象。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谈到现代家庭制度与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息息相关。而当我们把视线转入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家庭时，其中一个典型的特征便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空间差异的意识形态被进一步地继承与巩固。伴随着19世纪初西方第一部民法典在法国颁布，婚姻中的女人成为男人的私有财产得到法律的维护。
福柯则在《性经验史》发现古希腊城邦中的家庭里的女性也大都处于相似的地位。一方面，她为男性家族生育一个健康的公民继承人，另一方面，她属于男性家族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而婚姻制度的目的也便是为了保障其能够完好地运作下去。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版
因此，对男女两性而言，婚姻制度对他们其实往往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处境和未来，即使在当下亦如此。当我们在《婚姻制度》中看到妮可纠缠于自己是谁、想做什么或是抱怨查理总是不愿倾听她的想法和梦想时，一种几乎是时空的错位感让我们再次意识到，即使是当下开明如西方的社会，婚姻制度中的旧幽灵依旧徘徊不去，而其力量也依旧强势。因为它与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这一点在中国古人那里早已被发现，他们把由夫妻组成的家庭作为建构整个社会的拱顶石，因此，它成为各种社会、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角逐和争斗的场所。在《婚姻故事》中，当妮可和查理选择让律师来解决他们的离婚问题时，我们发现来自法律的各种对于婚姻的规定和条条框框，以及建立在理性和实用性基础上的法律与渗透在婚姻中的各种难以量化或被规则的情感和细微之处间的种种矛盾、荒诞与尴尬。而也正是当法律出现时，也才再次揭露了现代关于婚姻的某些迷思，尤其是伴随着近代爱情、个人与独立自主等观念与婚姻相结合后所产生的新的婚姻观后，人们似乎遗忘了婚姻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法律维度。
因此，当人们开始思考现代婚姻或是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愿结婚这个问题时，他们或许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即社会观念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超越婚姻制度自身的自我修改或进化速度，因此便会产生诸多矛盾。在《婚姻故事》中，每个人或许都会唏嘘和疑惑，为什么曾经你侬我侬、耳鬓厮磨的婚姻到最后弄得彼此相对无言、相看两厌呢？
《婚姻故事》中的吵架戏。
许多人把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归结于性别平权，即认为是因为过分强调男女一致，导致女性都以进入职场工作，或实现自我为目的，而遗忘了家庭的责任。这一陈词滥调的批评其实也正是《82年生的金智英》所对抗的，因为情况其实截然相反，是伴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于自我实现的追求，使得她们必然不会再愿意扮演曾经只能屈居于家庭与婚姻中的女人，而开始走向社会。所以，也确实是性别平权导致了传统婚姻关系或模式的渐渐解体，而这本身就是进步的一个典型特征，与此同时，也是提醒了我们正视当下的婚姻关系和制度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在《婚姻故事》中，妮可和查理都是好父母，他们一方面在外有工作，另一方面也都照顾着家里的儿子，尽量平衡两者。但最后我们发现，最难平衡的也便是在这里，并且只有当查理需要纽约、洛杉矶两头跑的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工作和家庭兼顾本身所需要耗费的精力。对于这一点，一般的丈夫几乎难以意识到。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当丈夫好心地对金智英说：“那就先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带带孩子”时，金智英问他：“带孩子是休息吗？”我们发现，丈夫几乎天然地认为家庭里的所有劳动都是轻松且愉悦的，所以不值一提，而这与待在家里的妻子的感受却截然相反。这一矛盾其实也一直隐匿在妮可和查理的关系中，并且也是发展至今的当代婚姻关系中始终如影随形的问题。
也正因此才导致了婚姻中许多女性的双重压力，即一方面她们进入职场工作，另一方面家庭内部的劳动却依旧属于她。一些不怀好意的评论借此抨击性别平权或鼓动女性重返家庭，但问题的重点截然相反，应该是整个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对于婚姻制度的进一步修改来保障平权运动所希望和已获得的权益。就像20世纪初当鲁迅讨论娜拉出走后会变得如何一样，问题不在于这些出走的娜拉，问题在于社会和政府是否能够为这些追求自主和实现自我的生活者们创造一个与之匹配的环境和制度。
03
想象一种更好的亲密关系
关于爱情——或说是自主选择的——婚姻其实在悄无声息地掩盖着这些矛盾和冲突，而只把自身装扮成某种属于两个个体之间的温情归宿与港口。在现代中国关于女性解放、爱情和婚姻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一个十分吊诡的状况，即伴随着那些意识觉醒的年轻人开始通过追求爱情来表现或实践自身的自主和个体性时，他们往往在其推波助澜下进入一段看似已经被改造过的——从曾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如今的两情相悦、自我选择——婚姻，但最终的结局似乎莫比乌斯带般却还是未能脱离她们一开始所期望抗争或是逃离的状况。即她们最终不过是从“父之家”走入了“夫之家”，而区别于前者的压迫是明显且可见的，后者则在由“爱情+自主选择”的面具伪装下变得更加难以察觉，现代规训由此成型。
除此之外，当美国人类学家盖尔.鲁宾在列维-施特劳斯的启发下进一步讨论性/别与婚姻制度时
（《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笔记》）
，她指出后者同时也是对“以性的正常与规范为准则区分等级”的“性阶层”
（sexual hierarchy）
的重要再生产场所。这一点与福柯在《性经验史》中的研究遥相呼应。在西方漫长的基督教历史中，唯有婚姻中夫妻之间的性才是自然的、合法且值得提倡的，除此之外所有性行为都遭到污名、排斥和惩罚；与此同时，以异性夫妻情欲作为典型的现代性科学也由此发展出一系列“性异常”和病态类别，从而开启了现代西方对于性少数的病理化和非正常化叙事与建构。朱迪斯·巴特勒在其经典的《性别麻烦》中，通过对列维-施特劳斯和盖尔·鲁宾等人理论的讨论中发现，人类社会亲属结构中除了乱伦禁忌和外婚制这两个重要元素外，对同性情欲的禁止同样、甚至是更为初始的禁忌。因为只有如此，异性情欲才能得以实现，为了生育和繁衍而建构的异性婚姻制度才能在其上拔地而起。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同性情欲是异性情欲一个因始终未能被正式哀悼而遗留在其中的忧郁
（melancholia）
。
《性别麻烦》，[美] 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
由此我们会进一步地发现，存在于历史以及发展至当下的（异性）婚姻制度其实具有极强的排斥性。过去它或许因为与权力联系紧密而在此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直接，在如今这些特征则往往都隐于面具之后，但却依旧存在。当产生于上世纪中叶的美国性少数运动要求婚姻权时，我们一方面能看到后者在历史中与主流——甚至是霸权——意识形态之间的勾连和再生产模式，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对其的修改也是可能的。
在很大程度上，传统婚姻制度从未遭受过真正的“他者”的质疑和冲击，而它自身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也渐渐拥有一种开放和自我修正的能力，但最终，对于那些如妮可和查理这样真正实践着这段走向“失败”的婚姻的个体而言，他们才是对传统婚姻关系、制度和观念的最好的修改者。
福柯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曾指出现代人之间的关系模式的有限性，即除了传统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友情、同窗和同事关系之外，似乎少之又少。因此，他建议人们去尝试着创造新的关系，无论是关于自我的——福柯提倡某种自异性，即我们不能把我们固定成某种本质——还是和他人的关系。而在这其中，亲密关系或许更加具有可能性和创造性。
《婚姻故事》剧照。电影结尾，妮可看到抱着他们儿子的查理鞋带松了，便喊住他蹲下身给他系了鞋带，随后轻轻拍了拍查理。
在《婚姻故事》中，我们始终都能察觉到妮可和查理之间的感情并未真的消亡殆尽，反而从他们诸多细节、眼神和话语中能够发现那些温柔依旧，所以许多人为此感到遗憾。但如果我们能从另一面思考，则会发现其实这样未必不是更好的结果，即电影最后妮可和查理还是分手了，但却保持着一种新的关系，无论这个关系是友谊还是爱情，或是还没有被命名的，它都已经真实地存在了。而它或许也就是福柯所提倡的，即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实践，来创造新的相处和交往模式。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想象力是有限的，但实践却是通向无限可能的重要行动。
如今，当人们谈论婚姻关系或制度时，其实我们或许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即在法律与社会层面，婚姻作为一项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诸多特征、保障、福利、以及种种限制；但另一方面，是否还会存在新的可能，即一种或许非“婚姻”的“婚姻关系”，我们甚至不必太在意它的名称，就如上世纪法国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就如那些许许多多无法进入主流婚姻制度而以实践创造着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相处关系的“局外人”，以及当下诸多年轻人之间的各种尝试、挑战与创造等等……
在《婚姻故事》最后一个镜头中，妮可看到抱着他们儿子的查理鞋带松了，便喊住他蹲下身给他系了鞋带，然后两人相视一笑。对他们而言，婚姻没了，但那些温情——甚至爱——都还在，他们只不过是换了种方式继续相处，发明了一种新的关系。或许，这才是最勇敢和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作者：重木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