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金融业暴利

摘要作者丨经纶华商韬略出品“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金融业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的最强音。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时间内，金融业

作者丨经纶

华商韬略出品

“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金融业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的最强音。

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时间内，金融业的核心词汇，应该也是：“实体经济”。

10月16日，大会开幕当天，“中农工建交”五大行先后发布了有关服务实体经济的公告，而10月10日，邮储银行已先一步发布相似公告。

这些公告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指向和终点都是相同的：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入，并以此为基础提高经营质效。

根据最新公告看，各大行聚焦实体经济的步伐明显呈快步加速的趋势。前三季度：

工行为实体经济新发放5万亿元以上投融资，其中制造业贷款增速最快，前三季度增幅为37.5%，较去年末增加8100亿元；

建行投向制造业的贷款达2.2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400亿元，增幅32%；

中行科技金融授信余额超过1万亿元，较年初增长超16%，绿色信贷增长约36%……

从银行业总的贷款流向中，也可以发现实体经济得到了重点关注。央行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贷款共增加18.0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贷款增加17.89万亿元，同比多增1.06万亿元，贷款增量基本全部流向实体经济。

具体举措上，以六大行为代表的银行业通过加大信贷投放、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普惠金融、聚焦绿色发展等举措，精准、高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比如工行为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通过优化分级分类贷款LPR定价授权体系，推动货币信贷政策有效传导。加大贷款定价精准支持，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同时，通过高质量巡视整改，不断增强自身的市场营销能力。

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国有大行接连的“集体行动”，鲜明地显示，我国金融业的未来重心就是服务实体经济。

六大行的带头示范之外，其他金融机构以及更多银行机构也都在积极行动。

10月16日当天，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和中国平安也都发布公告，介绍自己服务实体经济的情况。前三季度：3家上市险企累计投入超10.2万亿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中国人寿累计投入3.3万亿元；中国平安累计投入5.9万亿元；中国人保累计为集成电路重点客户提供约7000亿元保险保障服务。

证券市场方面，也是多点开花。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IPO的“硬科技”企业54家，融资1155.56亿元；创业板IPO的成长型双创企业68家，融资871.17亿元。

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等头部券商均在近期发布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公告，其中，中信证券前三季度股权融资规模排名全球第一，持续助力新兴领域融资、服务金融双向开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可见，金融业的各大机构都在加大力度，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而早在今年3月10日，五大行就曾齐发公告，聚焦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已无需多言，但金融业如何配合实体经济的发展，却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道坎。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也都有很重要的一条：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否得当。

作为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近邻，韩国身上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韩国的经济腾飞始于1961年，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都处于高速增长之中。数据显示，1961年至1996年，韩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8%。1996年人均GDP达1.3万美元左右，已经摸到了发达国家的门槛。

但是，当时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后，韩国人口红利消失，国际化竞争中各大实体产业发展空间被压缩，产能过剩，出口下滑。这种情况下，韩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大投资和负债，继续维持高增长。

1992年至1996年，韩国广义货币M2与CPI的增速一度超过20%，本已陷入产能过剩的实体企业继续大力举债扩张，负债率居高不下。

1996年，韩国前30大财阀的资产负债率已升至80%。而在监管不足的情况下，众多财阀大量兴办非银行金融机构，国家外债规模飙升。

1992年至1996年，韩国国债收益率高达14%左右，导致企业融资成本高企，利润空间被大幅挤压。1996年，韩国30家大财阀的平均资产回报率（ROA）只有0.2%，企业贷款不良率达到22%。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击韩国，其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均未能幸免。30家财阀中，韩宝、起亚等8家破产，韩国经济遭受重创。

▲图源：电影《国家破产之日》

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紧急纾困583.5亿美元，暂时渡过危机。

稳定外汇市场后，韩国政府尽快清理了不良债权，对银行结构进行了调整，恢复国内金融市场的功能，及时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同时，对银行以外的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等所谓“第二金融圈”进行调整，限制少数财阀对金融工具的控制，保障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顺利进行。

最后，韩国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培育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使金融市场均衡发展，努力拓宽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摆脱以往对银行贷款的过分依赖。

经过改革，韩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企业负债率下降，经营主业突出，实体经济成功完成转型升级。韩国最终跳过“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如果说，韩国的经验教训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原则和思路，新加坡以淡马锡为代表的金融之路，则提供了更多可资借鉴的实用方法。

新加坡走的是国家主导经济发展之路。从最早的造船业、交通运输业，再到后来的石油化工、高科技产业，政府所创的国联企业都是其经济的中流砥柱。

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国联企业规模的扩大，新加坡政府意识到要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持续壮大，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须实行政企分开的高效规范管理。

1974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采用控股公司模式，成立了旨在“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淡马锡。

在新加坡的经济版图中，淡马锡扮演着“国企大管家”的角色。成立之初，其就接管了由35家企业组成的投资组合。到了1984年，新加坡608家国联企业中，淡马锡控股了其中的475家。

当时，淡马锡及时抓住了国际资本、技术外溢的机遇，推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国际服务业，为新加坡建起现代化技术和国际服务的经济框架夯实了根基。

淡马锡之外，新加坡还有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等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经过持续多年对实体经济的扶持，目前，新加坡已坐拥生物制药、石油化工、电子产品、机械制造四大产业体系，尤其是集成电路、电子、芯片等新兴科技产业均处于全球领先。

从结构来看，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可以说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成功典型。但也曾辉煌一时的菲律宾、巴西等国，却走向了反面。

菲律宾上世纪60年代工业实力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但当日韩中三国先后大力投资高科技产业，打造完整工业链时，菲律宾没有在实体经济上加大投入，反而寄希望于外部服务业，导致在经济危机中一蹶不振，失去了重新崛起的根基。

巴西的历史比菲律宾更辉煌，其1948年至1979年GDP年增率达7.2%，被称为“巴西奇迹”。但由于巴西本土金融业落后，长期依赖外资。上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后，又选择了“去工业化”的道路，推动第三产业过度扩张，导致经济失去核心动力，整体经济长期被困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水平。

▲巴西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图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对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就有着深刻的认知。

在1979年，邓小平就曾指出，“是不是设想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更新技术的杠杆。”

1991年在上海视察时，邓小平又明确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根据邓小平的金融思想，我国以银行改革为突破口，进行了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四十年多年来，中国建立起了非常健全的金融体系，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杠杆”作用。

但无须讳言，目前中国金融业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痛点。其中有两大核心难题：融资难、资产荒。

湖北兴发集团是我国磷化工行业的龙头之一，多年来深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目前总市值超过340亿元，员工人数超过1.1万人。

2018年8月，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兴发集团董事长李国璋在发言中着重提出，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的老大难问题，“借此机会，恳请国家高度关注和研究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四方面问题。”

今年3月“两会”期间，李国璋再次提出，战略性矿产资源找矿市场化投融资机制不通畅，导致“财政不愿投、企业投不了”。

兴发集团这样的大型国企尚且受困于融资问题，大量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更是为难。据《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受困于融资难、融资贵的500强民企数量在增长，从2017年的254家增长到2019年的274家。

但是，对于负责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来说，也有自己的苦衷。而困住它们的问题，则是有钱没处投的“资产荒”。

今年4月25日，西北地区一家租赁机构负责制造业类企业的高级项目经理陈正在拜访过客户公司后，无功而返。

这家企业属于“专精特新”，是被他寄予厚望的优质客户。此前一天，客户曾打电话让他前去沟通贷款条件。但第二天他赶到公司后，却被告知先不考虑融资租赁贷款。

原来，一家国有大行可以给予这家公司利息更低的贷款，抢走了这单业务。而这也不是今年他第一次被抢单，也不仅是他一个人。部分银行、信托、非标等机构，都出现了争抢优质客户放款的情况。

资产荒的情况，从新发行城投债被“抢购”上也可见一斑。今年5月，江苏大丰港控股有限公司计划发行总额5亿元的“22大丰港CP002”债券，结果申购金额达到304亿元，超额认购倍数近60倍！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融资难和资产荒，成为困扰我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两难处境。

融资难之所以长期困扰实体经济，一方面在于，过去这些年，在房地产泡沫、P2P、虚拟经济等暴利风口轮番登场下，实体经济利润低，甚至短期风险更大，不受关注。

另一方面，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贷款不良率长期高企，也抑制了金融行业的投资热情。

而资产荒出现的背景，则是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传导不畅。大量机构扎堆城投债等隐性刚兑项目，民企债则鲜少问津。

另一方面，在赚快钱的氛围中，专注于实体经济的企业占比低，“专精特新”成为金融机构争抢的对象。而具体到这一轮资产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际环境不稳、疫情反复的情况下，社会真实的贷款需求不足，不少企业处于观望状态。

目前，随着央行持续加码放水，融资难问题总体上得到一定程度缓解，资产荒逐渐凸显。而从城投债被疯抢观察，金融机构更乐意抱政府大腿，民企似乎仍缺乏关注，宽信用仍在路上。

面对这种境况，在二十大的指引下，未来的金融业又将如何发展？

二十大之后的金融业，将发生深层次的变化。

这一判断，不仅来自于六大行等各大金融机构的罕见的集体表态，更在于二十大报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

如果说过去服务实体经济是一种选择，未来则将是必须，而且必须是整体动作，一致行动。这一新的形势下，金融业乃至经济秩序将发生什么变化？

首先可以肯定，脱离实体经济投机炒作，乃至资金空转暴利，将被纳入打击范围。

试想一下，如果继续做实业辛辛苦苦二十年，不如炒房炒股炒币两个月赚得多，这种氛围下，谁还愿意投身发展实体经济？

不难理解，只要市场中还存在大量的暴利投机空间，资金回归实体经济的动力就不大。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就很难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所以，打击暴利投机与过度金融化，是促进金融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前提。

近年来，我国坚持房住不炒，弱化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同时打击P2P乱象，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等举措，就是在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营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未来，这一趋势还要继续并强化。

其次，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不合理的利润结构将有可能被调整。

尽管炒房炒币的投机风得到了遏制，金融业自身的高利润冲动仍在。数据显示，2020年时，我国利润率最高行业仍是银行，上海银行的利润率达到40%，而反观实体制造业，其利润率大多处于2%-4%之间，赚的都是辛苦钱。

今年7月，一名女子在网上高调晒出在中金公司上班的丈夫月入8万的工资条，引发舆论热议。一名普通员工月薪高达8万元，金融行业到底有多暴利？而面对舆论压力，中金公司也陷入“禁言”风波，其明确表示，员工禁止对外晒月薪。

如果放任金融业一味追求高利润，出于本能，其关注的重点仍可能是更能赚快钱的领域。这难免陷入资本空转的恶性循环，韩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教训，就有可能重演。

最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能力将得到提升。

比如中国平安通过综合运用保险资金、银行信贷及资产管理等一系列金融资源，把金融服务实体落到了实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该公司累计运用资金逾5.9万亿元，推动实体经济进步。

不难预见，以国有大行为首的金融机构，不但会从态度上进一步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而且会历练能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未来，金融业将运用科技力量重塑传统业务结构和服务模式，强化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提升金融业抗风险能力。

目前，智能化技术快速发展，金融智能化系统平台的功能已非常强大。比如针对风控难点，相关平台依托人工智能、OCR、RTC实时音视频技术、活体检测等科技手段，在授信审批、在线签约等贷前环节，有效识别贷款人信息的真实性及合规性，通过风控决策平台实现智能自动审批，最大程度规避业务中的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欺诈风险及合规风险等。

对整个经济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踏踏实实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将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回报。

“聚焦实业、做精主业”，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基调。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未来，只要抓住金融这把“金钥匙”，把暴利投机的本能冲动关进笼子里，投身实体，行稳致远，中国经济将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