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我拎着两个大皮箱狂奔于通往火车站的路上，想要抓紧时间赶上那趟通往北京的晚间列车。就在排队上车的间隙，一位中年大叔关切地问我：“去上学啊？哪个大学啊？”听我随口回答了一句，大叔接着问：“你的大学肯定是985/211吧？”

文/狐狸与晴天

图/网络

你我皆是“围城”中人

五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我拎着两个大皮箱狂奔于通往火车站的路上，想要抓紧时间赶上那趟通往北京的晚间列车。就在排队上车的间隙，一位中年大叔关切地问我：“去上学啊？哪个大学啊？”听我随口回答了一句，大叔接着问：“你的大学肯定是985/211吧？”

那一刻我心情很复杂，我深知我的大学并非拥有这两项大众所认可的标签，但大叔的声音、旁人好奇的眼光驱使我在那一刻点了头并怯懦地回了一声“是的”。

坐上火车那个晚上，我沉默了很久，因为我第一次发现了自身似乎抹不掉的人性缺点。就在那短暂而匆忙的赶车间隙，我却还不忘以虚荣傍身。我一边在心底深爱着自己的学校，一边却因为一些外在标签而投身虚荣的怀抱。

随着阅历的加深，我逐渐意识到这种人性缺陷的普遍性。它存在于一个上课不传授经典而不断侈谈自己和多少“名人”吃饭喝酒的教授身上；它存在于鲜少关注自身而把喜怒哀乐寄托于与张三李四比较的妇人身上；它存在于名校镀金光鲜亮丽而实则肚中无货的留学生之间；它也绝对存在于你我看似简单而普通的人生中。

这种面对现实的不坦诚，这种不敢揭开真面目的假意人生，往往像一睹不高不矮的围墙。它横亘在你我面前，既不会遮住你全部的视野，却也阻碍了你畅快淋漓地去拥抱更自由的人生。

《围城》及其作者

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本叫做《围城》的长篇小说就以深刻的笔触展现了这种“假面人生”的真面目。《围城》的作者是钱钟书，他是近代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管锥编》、《谈艺录》、《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如若一个人要了解中国近代文学史，钱钟书一定是绕不过去的一环。

很多人在读《围城》这部小说之前可能就听说过：“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但《围城》这部小说的着眼点绝不仅仅是婚姻这么简单。

小说发生在抗战初期的大背景下，以方鸿渐这个留学生的故事为主线，描绘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群相，因而它也被誉为“新儒林外史”。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受准岳父周经理资助留学欧洲的年轻人，然而他的精力并未放在学习上，整日游山玩水到最后只能花钱买了个博士学位算是给家人一个交代。

回国正处抗战初期，方鸿渐先后在银行、三闾大学、报社就职，然而这三份工作皆是受他人之恩而获得，方鸿渐的“真才实学”也逐渐为众人所知。

与事业相似，方鸿渐的爱情也在不温不火地发展着。与鲍小姐在归国轮船上的打情骂俏，对仰慕自己的苏文纨的犹豫不决，面对自己心爱之人唐晓芙的求而不得，以及最后与孙小姐的仓促婚姻都显得苍白且无力。

方鸿渐显得可怜却也有可恨之处，然而现实人生中，谁不曾在方鸿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呢？

今天我们就借《围城》这本小说谈一谈到底是什么让你我陷入人生“围城”。

因为不真，所以活得无趣

《围城》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不是被虚荣心或虚伪包裹着的。

方鸿渐在欧洲无心学习，买假博士学位来糊弄他人；苏文纨嘴里说着爱方鸿渐，却又少不了赵辛楣鞍前马后的爱慕；孙柔嘉看似弱小平淡，实则工于心计，是个演戏的高手。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是让人觉得十分可恨的，但似乎都显得不那么有趣。

《围城》中典型的“虚伪”场景之一是苏文纨和曹元朗的互相吹捧。曹元朗写了一首叫《拼盘姘伴》的诗，众人看完心知肚明这首诗写得不明所以，有些地方简直胡说八道。苏文纨却盛赞这首诗不仅题目巧妙而且表达生动。小说中写到，听到苏小姐的反应后，“方鸿渐忽然有个可怕的怀疑，苏小姐是大笨蛋，还是撒谎精。”

明事理且都是留洋博士，难道连一首诗的好坏都品不出来吗？类似苏文纨的人只是缺少了委婉表达的真。而一旦人们把这种冠冕堂皇、虚伪奉承变成生活的常态化，便没了趣味可言。语言如果不是用来表达真与美，又所谓何用呢？

明末清初大文学家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若以这个标准来论，上述这些知识分子好像都缺了点儿“真情”与“真气”。

学多识之士是人们认为的有趣的一类人，因为知道的多往往能有更多看待事物的角度。如果博学之士还能以真诚待人，那就更添一份可爱了。但《围城》里的知识分子也许太急于显示自己的渊博，在很多情况下即使说着俏皮话也显得没那么可爱了。

张德芬曾在《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中分享过一个观点：人们往往会倾向于把自己的学识、工作、财富、伴侣等同于自身价值。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会过分关注那些外在能带给自己荣耀的事情。

方鸿渐表面上觉得知识无用，但最终为了显得有面子而造假学历，他若真的坦荡，便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自己的无知；而五年前的我若非认同于我学校的标签就等同于自己脸面的观点，又何须在众人面前撒谎呢？

看到真我以及意识到真我与一切外在虚荣之物并无本质关系才能让一个人有勇气变得坦荡，活得有趣。那些过分关注外在虚荣、他人眼光的人又怎会有闲暇去区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微妙滋味呢？那些最有趣的人，一定是有真气，勇于做自己的人。

过度聚焦关注圈，机会就会擦身而过

史蒂芬·柯维在其书《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论述过“影响圈”和“关注圈”的概念。影响圈是指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影响或者改变的事情，比如“学习”“健康”“工作”等等；而关注圈则是那些我们关注到但无法影响到的事情，例如我们知道某一个地区发生战争，但是却无法做出任何改变。

《围城》里那些困于人生围墙的知识分子也许就是过分对焦“关注圈”而导致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方鸿渐的工作际遇，他留学文凭造假本就心中有愧，而后回国也都是依靠个人关系才勉强找到三份“温水煮青蛙”般的工作。第一次工作是方鸿渐的前岳父周经理帮忙打点的，第二份工作靠“昔日假情敌”赵辛楣举荐到三闾大学当教授，结果因为文凭造假之事勉强混了个副教授；第三份工作仍旧是依托赵辛楣到报社混口饭吃。

也许当时社会大背景混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方鸿渐的际遇，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方鸿渐自身的态度更是造成其事业不得志的“罪魁祸首”。方鸿渐无疑是幸运的，他本出身于一个南方士绅家庭，而后又得人资助去欧洲深造。有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会，但方鸿渐却“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学校，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了几门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这样的人生态度揭示了他后面假造文凭的根源——使劲不够就够不着那些光鲜亮丽的东西。

回国后方鸿渐先是在银行工作，然而还未等他上心工作，就已经被突如其来的爱情忙乱了阵脚，工作自然是敷衍的。后来蒙幸得到赵辛楣举荐去三闾大学教书，一路上经历颠簸困顿，赵辛楣一语道破了方鸿渐的本质：“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结果到了大学，方鸿渐并无一洗前耻的念头，以为得了个副教授已经是不能再好了。得知自己要教授的是一门可有可无的伦理学课程，他对自己说：“自己大不了是个副教授，犯不着太卖力气的。”正是这种可有可无、敷衍了事的态度，加上方鸿渐人际关系经营不善，导致第二年他丢掉了工作，成为了学校的笑柄。

看似在每一份际遇中方鸿渐都有一个敷衍的借口：大环境不好，找不到工作；在前岳父银行里只能打杂，没什么出息；在三闾大学顶多是个副教授，太卖力气就输了……。他总是把每次际遇的原因归向外界，认为环境的不可抗力才导致了他的境遇。

但如果方鸿渐是一个更关注自己“影响圈”的人，他也许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在欧洲用心求学，取得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在银行认真工作，多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即使是个副教授仍专心教学，搞好人际关系，来年也许有更好的机会。然而，这个更聚焦于“关注圈”不得志的方鸿渐错失了太多逃出围城的生路。

盲目，才是婚姻围城的罪魁祸首

《围城》借褚慎明之口道出了一些人婚姻的本质：“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之所以我会认为这是一些人而非所有人婚姻的本质，是因为陷入婚姻围城的当事人在结婚之前很可能是像方鸿渐、苏文纨一般盲目的。

方鸿渐的爱情就好似一只被关在笼子里很久的小野兽冲出去胡乱觅食。方鸿渐之前有一段订婚的历史，然而他对那位周家小姐知之甚少，也并不真心喜欢对方。周家小姐英年早逝，反而解了方鸿渐压抑已久的心事。

此后他就像是突然得了自由的鸟在爱情的林里肆意飞翔，先是在轮船上与已经订婚的鲍小姐露水情缘；而后和苏文纨藕断丝连却又不敢及时掐断；遇上了唐晓芙之后的方鸿渐像是得到了真爱，然而好景不长，两人以一场争吵收尾。最令人不解的还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的结合，好似一杯放置了很久的白开水，喝着隐隐觉得不对味。

方鸿渐与孙柔嘉因同去三闾大学就职而相识，一路并无太多交集，除了赵辛楣偶尔几句玩笑话外，不见方鸿渐对孙柔嘉有过多少动心的念头。二人任职后，除偶尔见面聊天也并未有多少交集，结果却因一次“意外演戏”他俩就宣布要订婚了。这期间全无恋爱细节的描写，也无任何双方倾心细节的描述，这并非小说作者的无心遗漏，而是告诉我们这段情缘本就结合得莫名其妙。

方鸿渐也好，孙柔嘉也罢，都是爱情里盲目的观众。方鸿渐情场失意，对孙柔嘉并未见得有多少感情；孙柔嘉也未必有多爱方鸿渐，只不过乱世相遇，借个名头各自取暖罢了。他们在无甚爱情基础的情况下订婚，又仓促在香港结婚，回上海后各自不满对方家庭，结婚后的高频争吵以至最后的分崩离析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若把爱情当做逛菜市场，由于时间不够抓到什么就买什么，那就莫怪最后吃到的不是你爱的那道菜。所有爱情里的盲目和随意将就，往往是陷入婚姻牢笼的开始。